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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剑平:第二轮刺激方案须着力“放松管制”

来源:中国企业家(北京) 时间:2009-04-15 22:55:24

从这些数据表现来看,我们觉得要保证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必要再出台新一轮的经济刺激的政策。

新一轮救市应着力“放松管制”

假如中国需要出台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政策,我们认为其重点应该跟第一轮有明显的区别。第一轮的经济刺激方案确实非常好,特别是当时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突然来袭,我们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所以,在扩大投资上的力度更大一点。虽然我们也在扩大消费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也在减税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总体来讲,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政策着力点基本上还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

总体来讲,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体现的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更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集中在国有企业手中的倾向,要大于放松政府管制,把资源更多交给市场来配置,交给更多的民营企业,交给更多的 中小企业(行情 股吧)来配置的倾向。

从中国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样的短期措施最有效,操作起来最快。但是到第二轮的时候,我们要更多考虑怎样能够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同时,培育中国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因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可以说古今中外所有的宏观调控案例证明,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宏观调控从它诞生之日起,其功能也只是熨平周期、削峰填谷。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的力量只是让经济止跌,一定要靠市场的力量,靠社会投资,形成新的增长点,才有可能使经济真正走上复苏之路。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国家搞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当时不能说不用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启动了很多国债项目。但是它就是让中国经济在1998年到2001这四年中间七上八下,止跌,没有跌破7,但是要突破8也很难。回头来看,当时中国经济真正走出亚洲金融危机,跟我们政府加快改革和开放,培育了两个新的增长点有很大关系。在改革开放方面有两个大的举措,一是我们把非公有制经济从原来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变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组成部分,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同时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调整,收缩到垄断行业,国有经济更有优势的行业,当时是“国退民进”的格局,这对调动市场活力起到了很大作用。另外,我们取消了福利分房,实行了住房制度改革,相当于中国诞生了真正市场意义上的房地产行业,在此之前中国有建筑业,没有真正的房地产业。从那个时候,房地产业作为国家一个新兴产业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动力,住房、汽车从新的消费增长点到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升级,使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这对2002年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意义重大,相当于给中国装上了一个内需的发动机,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了双加速。

另外一个大的举措是中国加入WTO,使我们的对外开放有了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从加入WTO开始整整七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年均超过了20%,这相当于给中国装上一个外需的发动机。于是,中国经济在2002年以后,在两个发动机的带动下,整个经济走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局面。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经济真正起来并不是靠宏观调控政策。美国也是这样。1929-1939年的经济大萧条,虽然世界上诞生了凯恩斯(博客)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罗斯福这样伟大的实践家,但是美国经济真正走出萧条并不是靠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就是让经济止跌。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把美国经济从泥潭中救出来。

再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美国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实行政府干预,结果弄出了通胀,后来又弄出了滞胀,最后走出滞胀也不是靠宏观调控政策。当时大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开始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政府放松管制,少管闲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历史上有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因为放松了政府管制,对美国生产力的解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大量军用技术转化为民用,后来互联网的普及、移动通信的普及,美国信息产业的诞生,使美国的生产力实现了重大突破,把美国经济从滞胀的泥潭中拉出来。放松管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因为政府不多管闲事了,各个公司按照市场效率原则配置资源,怎样配置最有效,在全世界就怎么配置,甚至美国、欧洲大量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可以转移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在冷战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冷战以后放松政府管制,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了生产力布局的大调整,带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时代。凯恩斯主义时期老是通货膨胀,自从放松政府管制以后,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本身就可以降低成本,传统产业用信息技术改造又可以降低成本。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2006年,整个世界表现出来的是将近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后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下,政府放松管制又搞过头了,连金融衍生产品都不监管,结果弄出现在的金融危机,大家于是把新自由主义臭骂了一顿,又把凯恩斯主义请回来了。

从历史上来看,这两种经济学理论都有它的正面作用也有它的负面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总体来讲是主张更多的让市场来配置资源,政府是必须管的领域才管,这对全球来讲,还是最重要的。

在当今年世界各国的救市政策中间,主要体现为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救市,可能这对未来整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科技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并不是很有利。但是慢慢今后的救市方案会更多变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者的“混合物”,因为有了以前通货膨胀的教训。像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救市计划中间就包括大量结构性减税这部分内容,他们也特别注意对新能源和生物技术新增长点的培育。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现在实际上搞的方案也是减税和政府扩大支出并用。前一段时间凯恩斯主义这种治标的药用得比较多,今后还要继续用。因为我们国家货币政策工具还没有用到头,扩张型财政政策还有空间。但是,在新的经济刺激方案里面,应该更多地采用放松政府管制、推动改革开放这样一些政策。如果不用这样一些政策来制衡凯恩斯主义使得资源配置权利更向政府集中的话,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保住了,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未来会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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