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卖新闻》来访的成员中有一些人在五年前也访问过中国，那时候，中国人无论回答这些日本记者什么问题，第一句话一定是“毛主席这样教导我们”，但现在，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话谈自己的事情了，就连好奇心和欲望也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一个随团的翻译“打算带着老婆作‘空中旅行’”这句无意间流露的话，表达了中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很多人现在开始希望拥有更多的耐用消费品。这时的热门商品，是黑白电视机、电冰箱和立体声收音机或者是缝纫机，但就在两三年前，中国人最热门的商品还是自行车、手表、照相机。还有些人开始憧憬“宽敞的住处”。工资虽然低，但中国人的存款却意外地多，这是因为当时的衣食住宿费用还比较低，而且在城市，大多数医疗费还是公费的。在民众向往“富裕”生活的愿望上升的情况下，各个城市的干部都一致地表明“供应量赶不上需求”。在日本记者参观的南京最大的百货商店里，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这些商品在两个星期前就售完了，新货也未到来。而且，南京还算是好的，西安、合肥这些城市的供应量差距就更大了。
在精神层面，中国人也出现了改变。当时25岁的卢新华在1978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小说让他一举成名。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其实比较简单，但是通篇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个人感情，这在过去的正式小说中是想象不到的。女主人公和她在“下放”地点结识的青年之间的爱情，也没有给它加上什么政治意义，只是朴素地作为年轻人之间的恋爱而加以描写。这种坦率地表达一个人怀念骨肉亲人和由于苦恼而造成伤痕的爱情，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商业精神正在复活，房租、饭费涨势惊人，这让确信“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通货膨胀”的外国人目瞪口呆。但是，供应者还是处于强势地位，北京 王府井 (行情 股吧)商店里响彻店里的叱咤声足以让外国旅游者退缩，清洁工一边驱赶着顾客一边打扫卫生，这时候还没有“顾客是上帝”的说法。
但是中国的确是在进步。大学生充满了旺盛的求知欲和强烈的好奇心，他们仔细地琢磨别人的每一句话，想把新学到的知识经过消化后变成自己的东西。
百货商店开始思索新的采购方式。上海一家有代表性的百货店干部说：“我认为，像我们这样的销售部门，若不建立能够从很多工厂自由选择购物对象的制度，就不能培养出供货单位（工厂）真正的责任感。”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计划经济的弱点。
此时的中国官员也已经开始认真地研究同通用汽车公司、迪尔公司、杰内斯科等开办合资企业的各种方式。但是中国并不能保证这些公司很快回收利润。可口可乐输入中国的饮料量这时相对来说还不大，眼下更是要作出一些牺牲，从售货所得中先拿出200万美元的利润来，这笔钱将用于为上海一家国营工厂购买设备。当时，可口可乐主要是卖给外国游客。可口可乐公司日后将在中国赚到大钱并取得饮料市场惊人的市场占有率，但那时候，很多人怀疑中国人是否也能喝这种饮料。
包括IBM在内的一些美国大公司开始向一些对华业务的顾问公司询问进入中国市场的方法。这种咨询业务在当时刚刚兴起，他们可以通过向中国官员转交建议的办法为各个公司节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大通曼哈顿的子公司大通太平洋贸易顾问公司从3年半前就开始在北京饭店设立非官方的常设办事处，吸引了不少业务。一些对中国市场采取实际行动的公司已经具有了“同中国人同样的聪明和耐心”。但此时和中国打交道还是令很多跨国公司头痛。美国人认识到需要抱着有分寸的希望和热情，这样才能对付严峻的现实。令外国人鼓舞的是，1979年，中国领导人正在督促国营企业执行扩大利润这个“光荣任务”。
深圳的蛇口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位于深圳市管辖区内的一个小小半岛上的蛇口工业区，是说明邓小平的多样化政策和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特征的“经济达尔文主义”“经济达尔文主义”这一概念出自于《管理经济学与组织架构》，詹姆斯•布里克利等著，张志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版。文中的“经济达尔文主义”借指中国工业发展历程中中国企业经历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存规则。——编者注的重要实例。现在，能否生存下去将取决于能否适应外国投资和同外国投资打交道的能力，这种变化将使许多省份和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一项计划，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创建蛇口工业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其主要业务是海运代理的公司，竟然得到了在为吸引外资而划定的特区内建立一个工业区的自主权，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但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这个有百年历史的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有能力同外资打交道。
蛇口工业区和深圳工业区还不一样，蛇口主要是搞合资企业，中国是作为参加的一方而不是搞补偿贸易，在这些地方搞合资企业甚至不需要中央的批准。要不了多久，蛇口，甚至整个深圳都将到处是外国投资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