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组织中，正常的权力架构总是金字塔形的，越往下人数越多，越到高层人数越少，等到了权力巅峰，手握最高决策权的，通常也就一两个人。一两个人的好恶爱憎，被成十上百、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下属、下属的下属、下属的下属的下属……窥探、琢磨，一旦觉得胸有成算，便随时随地可能冲出来演一出好戏给您看，“寡不敌众”的高管们就算天天嗑药，又如何能应付得了这许多在明或在暗、认识或不认识的有心人?所有的付出是为了索取回报，一一满足吧，一个人的资源再多如何能满足这许多人的贪欲;倘多有拒绝，这些人本儿也下了，力也出了，面子也饶了，舍了孩子却没套住狼，他们原先的满腹柔情，怕是要瞬间转化作一腔怨气的。
因此像洪秀全那样，趁还来得及就搞个“两不准”，让外人根本无从得知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实在是很高明的管理术。太平天国军政政策混乱不堪，在南京的十多年始终风雨飘摇，却从未发生宫廷变故，这个“两不准”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洪秀全是广东人，有吃油炸蜈蚣的癖好，经常一个人偷偷在宫中找蜈蚣煎着吃，这个癖好由于“两不准”，外人完全不知道，他死后儿子洪天贵福逃到江西被清朝俘虏，才在供词里披露。可想而知，倘没这个“两不准”，“天朝宫殿”的金龙门前，每天会堆积多少毒虫。
清朝的康熙和雍正皇帝都是爱好广泛、精力充沛的人，康熙博学多才，还喜欢江南风味特产和时鲜蔬菜，雍正则喜欢眼镜、钟表、发条玩具等种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但这些个人爱好，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掩饰起来，惟恐外人知道。奴仆出身的康熙亲信曹寅被派到南京当江宁织造，他是知道皇帝这些爱好的，经常悄悄把风味土产送进皇宫，每次康熙都千叮咛万嘱咐，让曹寅切勿让“外人”知道。他和曹寅间的这些私密对话，是通过“密折”而非常规的题本、奏本进行，目的也同样是避人耳目，因为题本、奏本是要从内阁走一圈的。至于生性多疑的雍正，在这方面就更小心了，他不但对各种工艺品的设计、制造有独到见解，还亲自动手做成过发条玩具，可对这些，当时朝野记载竟几无提及，若非内务府留下翔实档案，今天的人们根本无从得知。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怕臣民们投其所好，“蒙蔽圣聪”。雍正有一次无意中对武官赵文璧送的荔枝酒表现出一点点兴趣，没过多久便有人投其所好，其中有个叫黄炳的一下送来四坛。这位黄炳当时在山东当巡抚，当地根本不出产荔枝，他这些荔枝酒是托在福建当巡抚的老爹黄国材特制的，而且其中三坛是“山寨”赵文璧的配方，另一坛是黄氏父子的“原创独门秘方”。精明如雍正者自然马上会汗毛倒竖———为四坛子酒下这么大本儿，你们爷俩儿究竟图什么?这么一琢磨，他随后发出“天性不饮酒”的批示，说自己上次要赵文璧那几坛子荔枝酒“原为赏人玩的”、“下次不可再送”，也就顺理成章了：我喜欢啥不喜欢啥，就不告诉你们。
泄露了癖好的麻烦
当领导的无意中泄露了自己的癖好，被人窥伺钻了空子，是件非常麻烦的是。唐代擅权太监仇士良退休时曾告诫徒子徒孙，要多发展皇帝声色犬马的兴趣，别让他没事多读书、多和朝臣接触，这样才能确保权力和地位，这种招数其实不过是低档次的;赵高、魏忠贤摸透秦二世、明天启一个游玩时不喜欢被打扰，一个做起木工来便不顾一切的脾性，前者让政敌李斯触了霉头，后者趁机把持了朝政，这也不过是中档计谋;最高档次的投其所好，是专门利用领导正当、甚至高尚的爱好对症下药，达到自己“以小博大”的目的，像南唐李后主喜欢诗词、佛法，朝中就充斥着拿诗词、佛法当敲门砖的人，清代道光皇帝喜欢俭朴，力图表现“勤俭节约”的大小官员争相购买打补丁的官服，结果把破官服的价格炒到比新的还贵出好多倍。
大老粗出身的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曾对试图培养其音乐爱好的大臣殷仲文说，自己是门外汉，不想外行干涉内行，殷仲文说这不难，您只要喜欢上音乐，慢慢自然就懂了。刘裕把脸一板：就因为懂了就会喜欢，所以老子压根不去学他。刘裕的意思很明白———想利用我的癖好?老子绝不给你这机会!
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当领导的就一个人，窥探揣摩他的却人多势众，即便处处小心，也往往防不胜防。就拿前面提到的雍正来说吧，别看他防人送礼防得滴水不漏，可还是被乖巧的大臣们窥出破绽：这位老大喜欢谈祥瑞，喜欢给人算命，他们就有意无意在奏折里故意卖个破绽，哄老大开心。有一次，河南巡抚田文镜在奏折里随口汇报了孟津农民翟世有拾金不昧、捡到一百七十两银子物归原主的事迹，雍正喜出望外，认为这是地方官精神文明建设卓有成效的表现，着实夸奖了田文镜一番(拾金不昧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祥瑞，而地方官有德行，才感动得大家纷纷拾金不昧)。结果此后几年间，各地官员纷纷汇报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故意给老大创造“算命”的机会，其中既有地方官中级别最高的总督，也有身为武官、地方民政根本事不关己的总兵，捡到财物中最小的一笔，只有六两五钱银子。自诩精明的雍正喜出望外，对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认真批复，大肆嘉奖，殊不知那些写奏折的属下正偷着乐呢。
别让人知道您喜欢什么，地位越高，越要记牢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