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移动通信两大统领阵营，我们就会明白许多——欧洲是GSM的策源地，而美国则是CDMA的大本营。阵营双方虽然互有渗透，但都难以打破目前势均力敌的基本平衡。在博弈双方实力均衡的情况下，中国的3G取向将是决定天平倒向的重要砝码。
美国高通在CDMA450MHz技术上拥有超过90%的知识产权，而朗讯公司则拥有450MHz频段CDMA的全套解决方案——4月22日，也就是在朗讯中国事件后不久，中美商贸会谈的结果，是中国作出实质性让步——中方同意在关于本国采用何种第三代移动通讯（3G）技术标准问题上采取技术中立立场，即允许运营商自行选择3G标准，这意味着信息产业部已经松动了对CDMA450的管制——而我们对信息产业部于去年3月份和8月份连续颁布的两条CDMA450封杀令应该仍然记忆犹新。
高通朗讯们在欧洲GSM阵营撕开了一道道口子之后，此次中美商贸会谈的结果便基本决定了欧美未来博弈的最终结局。在这场由美国人导演的“挥泪斩马谡”“捉放曹”“空城计”连环中，我们再次体会到了“均衡”思维于战略的意义。
“均衡”思维下的“管理失效”
历史无时无刻不向我们或暗或明地昭示力量平衡的重要，阴阳学说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致，这种思维于是也就同样体现于我们本土企业管理之中——据说某通信设备巨头设置了八、九位副总的初衷，就是因为其领袖深谙其中三昧。
就管理思维而言，我们所在意的是管理者对力量平衡的误读以及曲解——有些老总正是希望通过或明或暗促成、鼓励下属的争斗，进而通过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对全局的控制，达到独裁甚至“毒”裁的目的，并将此理解为领导力。
我们看到，这已经成为许多本土管理者“办公室政治学”的“不传之秘”。其一就是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的环境。
经济学上的“信息不对称”源于英文AsymmetryInformation（IncompleteInformation），它的真实含义是“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是生活中的常态，信息完全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事情——然而当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人为刻意制造出来时，事情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诸葛亮没有告诉关羽真相，才有了捉放曹操以及关羽后来的自咎及感恩于军师；正是所有的人都蒙在鼓里，才有了孔明与司马懿在“空城计”合作上的默契；正是朗讯对行贿事件含糊其辞的表述，才让事件本身具有了无比的威慑力——这种信息不对称就是当权者利用自己的权力人为剥夺了公众（部属）的知情权，而造就的对真实信息垄断控制的相对优势——问题是，诸葛亮是为了国家，而司马懿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考虑，朗讯却是自身利益与美国利益的统一；并且，我们看到，这种行为往往与故意曲解与误导信息联系在一起，因而它的本质是反沟通的，也就更接近甚至等同于企业内部的“愚民”行为——“愚”者自然受制于“智”者。然而如果是在私欲的驱动之下，这样的企业之“智”能达到什么层次也就可想而知。
其二就是在企业中潜移默化出一套潜规则。公开的规章制度具有刚性的约束力——失去了弹性，均衡就往往难以达成。因而在制度之外，必须形成另外一套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游戏规则——正是这套潜规则让诸葛亮与司马懿达成了如此的默契，进而产生敌对状态下的相互信任——当权者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也就失却了所有的韵味；因而唯有将水搅浑，自身具有的信息相对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才能得以在混沌与无序中把握涌动的暗流。
理性分析这种“均衡”，我们就不能不提及博弈论中的经典对局——“囚徒困境”。
这场博弈讲的是两个被指控共同犯罪的囚徒被检察官分隔提审。囚徒明白，如果他们都不坦白，因证据不足，两人将会被释放；如果两人都坦白，两人都会因罪判刑。然而两人却被告知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个不坦白，坦白的人将被释放并获得赏金，而抗拒者将被判重刑且被罚款。由于谁都不知道对方的选择，博弈的结果就是两人相互背叛，共同选择坦白。
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由于人为的非公正规则设局（潜规则），博弈双方不得不放弃了最佳选择，而同时选择了背叛——这里的问题在于，囚徒并不指望通过背叛来获得“最大利益”，而是为了避免可能的“最大损失”。具体到管理思维，这就会使其整体的战略追求下降到很低的层次，并且难以良性配置人力资源产生应有的群聚效应，1+1<2的情形将不可避免——当某人因为不守信用而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或者说避免了最大损失），其他人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也会放弃守信——这样的结果就是最终所有人都会变得诚信全无——公众对于团队的信心将彻底崩溃，这将导致完全的“管理失效”。
因而，这种对“均衡”的追求实在是对领导力的一种曲解，一个典型的东方权术陷阱——在一家山头林立的公司是不可能有真正的长远战略目标与共同利益可言的，它使成熟的商规难以张扬，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被催化得无以复加。曾诞生过孙子、张良、诸葛亮这些权谋天才的古老国度，有着数千册兵书谋略的五千年文明，最终没能挡住区区几艘坚船几门利炮，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