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细微的变化是，投身手机行业的，已经不局限在手机产业链上的从业者。“很多与电子产业毫不相干的人，也疯狂涌入。”老朱回忆，不少从事矿业、房地产、甚至服装行业的商人，都开始将在既有行业积攒的“热钱”，投资于手机业。
据多位深圳手机界业内人士估计，2005年初，深圳及周边地区大小“山寨机”厂商大约在200到300家，到2006年陡然扩容到“至少上千家”。
与品牌手机相比，山寨机在运作方式上表现出超强的灵活性。“由于分工细化，我们一款机型从立项到开模，再到量产，最快15天能搞定。”老朱告诉记者，相比之下，部分国产品牌厂商仅立项环节，就需要半年。
而低廉的价格和多元化的功能，则成为山寨机迅速切入市场的利器。据老朱回忆，2005年，山寨机售价较品牌机约低40%。而双卡双待等“创新”功能率先在山寨机推出，更让山寨机一度引领手机创新潮流。
在广大三四级市场，山寨机迅速成为热销品。
与此相关，一条与传统渠道并行的山寨机销售渠道，也悄然成形。据《中国手机市场营销攻略》一书作者龚兵博士介绍，有别于品牌手机走正规国包商渠道，山寨机往往更倾向面向省包，甚至更下一级的地包商直接供货。“由于很多高仿机、三码机掺杂其中，整个流程都是隐形的。”龚兵分析。
与此同时，凭借价格利器，山寨机也开始扬帆出海。在印度、中东、非洲等地，来自中国的山寨机很是畅销。
“大约从2006年开始，在华强北一带，你就能常常见到很多中东商人。”老朱告诉记者，他们有的甚至干脆在深圳设置专门的办事处，“都是来寻谈货源，做手机生意的”。
疯狂的背后，追逐的依旧是手机行业的高利润，尽管逃脱不了电子产品利润下滑的规律——2006年下半年山寨机单款利润已跌至百元以下，但成几何倍数的产量增长，依旧维持着手机行业的暴利神话。
来自山脊咨询的数据显示，2006年底至2007年上半年，山寨机出货量每月高达1200万部。“以每部80元的利润计算，每月山寨机总收入近10亿元人民币。”山脊咨询总经理谭贻国表示。
同样在2007年初，老朱赚到了“做手机生意以来最大的一笔钱”。
这也是老朱这样的“山寨人”津津乐道的黄金时代。老朱回忆，在华强北振兴路的雨花西餐厅，最常见的一个情景是，两个熟识的手机商相视而笑：“兄弟，这个月又挣了一辆宝马。”
“每天都听到有人退出”
暴利时代总有终结的时日。只是老朱没有想到，“来得竟会那样的快”。
大约从2007年10月开始，老朱发现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这个月在中国手机界发生了一件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沿袭多年的手机“牌照制”正式取消，手机生产改为“备案制”。
但老朱事后分析，手机销量的下滑，与“牌照制”的取消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两件事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市场热潮期，在逐利的冲动下，盲目的入市者不会去思考市场的承受程度。而市场的需求总归是有限的。”老朱告诉记者，2007年年底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库存压力，“头一次意识到，手机也会卖不动”。
老朱的遭遇绝非个例。手机市场步入下行的种种迹象，已经在素有中国手机市场风向标之称的华强北渐次展露。
一度声名显赫的“山寨机王”中天通讯，其原高管在去年12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由于市场下滑，2007年底，中天通讯的生产几乎陷于停滞”。
老朱则这样向记者描述“山寨江湖”的一个细节：在2007年以前，华强北时常传出这样的神话，某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因为某款机型热销几十万，一夜之间就赚了千万，甚至上亿。“这样的神话已经越来越少了。”老朱说。
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人士预估，2007年，山寨机产量大概在1亿部到1.5亿部之间。而来自易观国际的数据显示，2007年国内手机的总销量约1.49亿部。由此可见，山寨机的产量，已大大超过了市场的承载能力极限。
在这种情况下，山寨机利润崩盘，已成必然。据记者调查，时至2008年初，相当部分山寨机单机利润仅在10元左右，有的甚至跌至5元。在此背景下，与当初疯狂涌入相反，老朱说：“每天都听到有人退出。”
2008年11月7日，中天通讯董事长黄朝晖突然“失踪”，一度享誉市场的“山寨机王”轰然坍塌，此事在深圳手机圈震动颇大。但多位受访者均对记者表示：“在投机主义盛行的手机行业，中天通讯的遭遇并不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