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最早的管理学学生，曾经以科学家为人生理想，却阴差阳错成了高级职业经理人。他不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足，总是在思索那些深刻而永恒的主题。
职业经理人的幸福
冬日的北京国贸，下午1点，不喧嚣，但匆忙。
几栋很是醒目是商业写字楼，A座，B座，C座，D座。按电梯，到了17层，停住，出来。左右两边的玻璃门后面，有着同样的4个字--“德国威能”。进了门，真是空旷，在寸土寸金的CBD，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域，陈列着公司所有的产品。
这是一家德国公司的中国区总部所在地，一个于1874年由约翰?威能(John Vaillant) 先生创立的供热品牌，位于德国Remscheid市。它是欧洲领先的供热/热水设备制造商，也是最大的家用燃气壁挂炉制造商。王伟东是这家公司的中国区总裁。
这个德国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在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当了一次“老外”。
王伟东回忆说：“应德国商会的邀请，参加了在凯宾斯基酒店的德国Paulaner Brauhaus聚会。与会的共10个人。除了我之外都是德国人，两位女士中还有位美女博士。第一次在国内有了当老外的感觉。我的德语基本不会，只好用英语交谈，夹杂些汉语，这9个人里有两位娶了中国人。一个在和中国女孩谈恋爱。大家都想学中文。”
来这家德国公司之前，王伟东一直在为美国公司服务，那些年，他很快安定了下来。尽管他和所有留学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看着美国社会里华人的处境，就像漆黑的夜里几道手电筒发出的光，道路是有限的。” SOHU董事局主席张朝阳曾说。
不过，对于王伟东来说，手电筒的光也不错。
在威能，王伟东延续了以往的风格。来到这家公司后，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5年规划。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他让威能在中国保证了每年超过20%的增长。他还有更大的理想，要让产品在中国的覆盖率达到27%。
坐在记者面前的王伟东，比网上流传的那些照片看起来要高大得多，穿着舒适而休闲。他不回避任何问题，很容易哈哈大笑。大部分时候，他似乎都是在思考，思考点与人和人性有关的问题。
比如，他会想：“国民的喜好：美国人喜欢打桥牌，有什么实力摊开了打。日本人喜欢下围棋，团队共进退。中国人更喜欢玩麻将，吃上家，卡下家，我胡不了，你也甭想赢....”
除了民族性，他还在琢磨一些人类永恒的话题：“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对自己生活的认可，是对未来的憧憬。现在很多人觉得不幸福，不是因为自己生活得不好，而是觉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所以攀比是幸福感的对头，知足常乐!”
父亲的影响
感悟出幸福之道的王伟东，出身于内蒙的一个小康家庭。
他回忆说：“父亲15岁就结婚了，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父亲多才多艺，唱歌好，会拉二胡，象棋下得好。退休后，炒一手好菜。他原来在一家皮革制衣厂当负责财务的副厂长，然后又到化肥厂当厂长，后来又创建了内蒙最大的一家毛纺企业，上万人的工厂。”
不过，父亲的命运让他嘘唏和心疼：“父亲一辈子都很不顺，第一是因为他出身不好，我爷爷和我外公，不是乡绅，就是大地主，还是资本家;第二就是做了那么多事情，最后还落得那么个下场。做事，审查，再出来做事，再被审查，但没有任何一笔开支是不正当的。”
父亲的经历，让他儿时的记忆多了一些不同的颜色，所以，他认为：“我父亲这一辈子真是两袖清风，但是越是这样，越遭人嫉恨。”
特定年代有着对人的摧残，不过对于小男孩来说，更多记住的还是美好的东西。王回忆说：“70年代，父亲的工资是七十多块钱，已经很高了，但生活并不宽裕，一直吃玉米面。我记得有一次妈妈包了饺子，炒了鸡蛋，父亲就把饺子夹一个在我碗里，再夹一个在哥哥碗里，鸡蛋一片放在我碗里，一片放在哥哥碗里……”
“有一次，我得了阑尾炎，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医院，做完手术，我想要吃面条，那时候凌晨两点半。父亲翻墙回家，给我煮了面条，送到医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怕吵醒妈妈。”
在王伟东看来，父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尽管在那样的年代，父亲看起来一点也不成功，甚至人生有很强的悲剧色彩，但对一个孩子来说，他记住的是父亲的乐观、正直、善良。
当处在人生的抉择点时，他会问问父亲的建议。高考前，他想当医生。父亲的一番话改变了他，“父亲给我讲了一个事情，他负责的那家工厂，有北大的，有清华的，还有科大的大学生，因为他们那边经常搞一些核心技术研究。父亲认为科大的人独立自主的创新能力最强。”
1982年，这个16岁的男孩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合肥，在中国科技大学待了5年，其中有3年在合肥度过。北方冬天的冷是那种冽的冷，而南方的冬天潮湿阴冷，王伟东记住了合肥的那种冷。
理想的更替
那种记忆可能成为日后做事的契机。在当时，这些都是次要的，也是可以忍受的。当然，有些东西是一直在变化的。
就像王伟东的理想，他最早想当解放军，保家卫国;后来想成为一名航天员，飞遍祖国各地;再后来，他想成为一个像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用科技报国;再后来，他想成为一名政治家，直接改变中国;现在，他的理想则是当好一个公司的CEO。
理想的转变大多时候是因为跟现实碰了壁。
在王伟东看来：“实际上人这一辈子，一直在找自己喜欢的和自己能做的，把两个结合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原来认为我能够做一个很好的科学家，所以在科大读了3年之后，就觉得科学其实蛮难的，另外一点，我发现80年代的中国，需要的不是科学，而是先进的管理经验。”
现实也给他提供了支撑。中科大当时的副校长力主教学改革。在这位副校长看来，不管是科大，还是整体的中国高等教育，都缺乏对管理人才的培养。科大的管理班就诞生了，是现在的经管学院的前身。
王伟东回忆说：“当时在三年级的学生里面招，我就报了名。面试完了，我就换班了。我们那个班上有34个学生，4个女生。学了一些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东西。所以我大学的后两年是在北京的中科大北京研究生院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