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王雪红只想做PDA。1998 年5 月，世界上第一部掌上型电脑正式量产上市。为了研发厚度不到两厘米的掌上计算机，宏达电创业前两年赔掉了4.4亿台币。当时，宏达电不断亏损，大股东纷纷离开。拿着房地契作为抵押品的卓火土，则希望王雪红继续投资下去。王雪红坚信自己对于未来趋势的判断，并且用人不疑，仍力挺卓火土与周永明，并告诉卓火土：“威盛这边还有钱，我就继续给宏达电注资。”
对此，一位熟悉王雪红的威盛前员工表示：“都说几个孩子中，王雪红最像王永庆。说到底就是她的魄力最大，关键时刻最敢于出手。”
转机终于出现，2002 年宏达电股票挂牌上市，从此开始了牛股之路。同年，微软发布了Pocket PCPhone Edition 操作系统，不再是PDA 而是手机。2002年10 月，宏达电推出第一款智能手机。五年之后，苹果才推出iPhone。
不过，2007 年以前，全球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HTC，即使当时有许多智能型手机是宏达电设计与制造，但打的都是欧美运营商品牌——从英国电信、沃达丰、德意志电信到美国的Orange 等。
2007 年， 宏达电推出自己的智能手机 “HTCTouch”，通过其Touch FLO 触摸屏技术用手指实现拖动操作。
没有乔布斯的明星魅力，王雪红决定以扎实的产品出击，和全球电信运营商一起合作，这是HTC 能击败诺基亚的第一个关键。“宏达电为什么可以选对策略?就是因为务实。”台湾拓朴产业研究所所长杨胜帆指出。当年11 月，美国第三大移动运营商Sprint Nextel 与宏达电合作发售Touch 手机，两年合约价249.99 美元，媒体评价为这是“HTC 同苹果第一次正面交锋”。
对于智能手机头号“公敌”苹果，HTC 在营销策略上并不直接与其冲突，而是借苹果对消费者进行智能手机的先期教育，寻找机会。 在这一过程中，最经典的案例就是“零元手机”。零元手机并不是宏达电首创，但这一策略既帮助消费者认识了HTC，又有效帮助电信行业找到了高端用户。
数年之后的今天，王雪红告诉记者：“HTC 在美国的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的份额，大概跟Apple 差不多。”
王永庆去世前不久，王雪红与父亲一起吃饭。“我还拿宏达电生产的手机给他，他拿着手机把玩。没想到，几天后他就不在了。”王雪红回忆，“这件事让我了解到，想做就做，不要迟疑。”
学音乐出身的王雪红，富有想象力。谈及未来，她说：“我戴的太阳眼镜可能就是一个终端设备，当我走在路上时，看到一个画面就拍下来了;当我想听交响曲的时候，它就响起来了;当我想处理公司事情的时候，空气中呈现出屏幕，我在蓝天白云上处理邮件和文件。这不是很好吗?”
“母亲说，要祝福那些接好班的人”
王雪红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父亲王永庆有三位太太，育有二子七女。
王永庆的大房郭月兰没有生育;二房廖娇( 杨娇) 生下了二男三女，分别是王贵云、王雪龄、王文洋、王雪红，以及弟弟王文祥;三房李宝珠则为王家生下四位千金。
“都说我最像父亲，”王雪红说：“但事实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母亲。我和母亲一起生活了整整50 年。”
王雪红创业路上的坎坷经历，并非常人所能承受。但王雪红觉得自己身上的那股韧劲来自于母亲。
王雪红的母亲廖娇本姓杨，因从小过继给廖家而改姓廖，但晚年她又改回原姓。因嫁给王永庆，所以她叫自己王杨娇。
因养父生病、家中无人种田，王杨娇十二岁就开始养家。年幼的她做过很多事情。从织布到卖鱼、挑木炭，再到亲戚家里去做月嫂。最后，还去了一个日本高官家打工、做饭、记账。当时，她很羡慕日本高官家的女儿们可以弹钢琴。那位日本太太告诉她：“你长相好，做事又很拼。有一天，你会有自己的钢琴，甚至过得更好。”
母亲后来告诉王雪红，从那时起，她就知道教育的力量。日后无论环境如何艰苦，她都坚持让自己的孩子们读大学、弹钢琴、跳芭蕾。
王杨娇十九岁那年，台湾很多人因为战乱得了疟疾，王杨娇家也不例外。“当时母亲倾尽全力照顾家人，最后也病倒了。母亲的姑妈让她去南部嘉义养病，在那里她遇见了父亲。”
当时，王永庆在开米店。他拿了治疟疾的药给王杨娇和家人。并表示说，他很喜欢王杨娇，希望能娶她回家。王杨娇很感激他，就答应和他结婚。
在母亲王杨娇眼里，父亲王永庆是一个顾家、孝顺、又聪明的人。“他的思想总是随着时代在变化。米店结束后，他做木材，又开砖场，直到塑料厂。”
在做塑料厂之前，王永庆有一次载妻子回娘家。当时，他买了一辆大吉普车很风光。那时候，王杨娇感觉很幸福。
王永庆当初做事情很拼命，二十多个员工中午都在家里用餐。王杨娇每天四点起来，一个人张罗三四桌菜。大女儿王贵云记得：“当时还没有冰箱，妈妈一天要跑三四趟菜市场。”那时候，“他(王永庆)拼，我也很拼。”王杨娇后来回忆。
渐渐地，王永庆越来越成功，但也开始不归家了。王杨娇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过了几年，她就不得不面对丈夫要有第三房太太的可能。
王杨娇经常流泪：“ 因为那时候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她也感觉自己在家里无法进步，但必须侍奉祖母、照顾亲戚和孩子。“只能抽中午大家午睡的时间，学中文、学圣经、读英文”。
有一天，王杨娇偷偷和王文洋、王雪龄去看了一场电影。那是一部黑白的战争片。“我真的很想像战士那样在战场，而不是在家里打仗。”母亲后来说。
终于，等到王雪红去柏克莱大学读书时，1975 年，母亲王杨娇决定带着最小的孩子王文祥一起去美国，身上只带了3000 美元。
刚到美国，王永庆并不知道妻子会留在美国，所以没有给多余的钱，倔强的王杨娇也不想开口找他要。“带着九岁的孩子，我必须安定下来，每天都哭。”晚年的母亲如此向王雪红讲述：“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会说第一句英文为止。”
那时，王雪红还在念书。王杨娇就和贵云、雪龄商量，拿了雪龄和贵云的嫁妆三万美元，当首付款买了柏克莱的一套房子。屋子后街有一个牧师，他总和王雪红一起鼓励母亲王杨娇去读书。后来，王杨娇就每天走半小时，到柏克莱大学前的成人学校读英文。王杨娇50 岁开始学英文、60 岁开始学车。“当时交到很多知心朋友，也学会了自力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