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南方周末》为了纪念创刊二十五年，办了一场电视文化晚会，编辑部选了8个人作为“时代标杆”，企业界选的是王石。编辑给了王石三个词——企业教父、探险家、不行贿者，让他选一个作为标杆的特征。王石选了“不行贿者”。
大家知道, 行贿是违法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在中国做企业，“不行贿”是多么值得称道的品质。最低的法律标准竟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王石对我说，这实在是一件黑色幽默的事情。
我也讲了一个事实与此互证：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没有看到过一位因为行贿而被抓起来的国营企业当家人，我们也没有看到过一位因为受贿而被抓起来的民营企业当家人。原因在哪里，我不说大家也明白。
不行贿是不是很难？我问王石。他答，不难，而且省心，因为你从此不用做两本账。我当然不信他的回答。因为，一定很难。经济学有个定律叫“劣币驱逐良币”，当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按潜规则行事的时候，你要么也“潜”一把，要么就会被“潜”掉。当今中国的贪官层出不穷，其被发现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被情人举报的，有的是被政敌干掉的，有的甚至是被小偷偷出来的，但是，有一点却十分一致：他们的犯事大多与地产有关。在这么一个黑色的产业中，作为全产业的老大，万科能够洁身自好——至少在不行贿这一点上，能容易吗？
在中国做企业，如果你能真做到以下几点，就是一个优秀的时代标杆了，这些品质是：不向官员行贿，不偷税漏税，不拖延给工人发工资，不违反标准排放污水，没有往产品里掺“三聚氰胺”。
“四不一没有”，你说容易吗？
如果“四不一没有”不容易，那么，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如果在一个社会环境里，大多数的人们必须通过行贿、偷税漏税才能够获得利润或生存下来，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从制度的层面进行更多的思考？怎样的土壤生长怎样的植物，你是怪植物长得变态，还是思考土壤的畸形？很多年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评价中国经济改革的理念时，曾经说“制度大于技术”，其实，在几乎所有的政经领域中，制度永远大于一切。
“这真是一个荒唐的年代。”最后，王石这样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