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心知官场险恶难测的张謇，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募集不易“股份制”
早在1895年夏，张謇就在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观点。“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张之洞在调任湖广总督前，特别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状元办厂”当时是个新鲜事，当时，离甲午战败已有一年，《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这对中国人是个大大的刺激。
在唐闸选定厂址之后，张謇取了“大生”两字作为厂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
大生创办之初就设想了股份制，最早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分析了在南通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 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认购，结果招股很不理想，应者寥寥。
1897年，大生重订集股章程，向社会招股50万两，分5000股，还是进展不顺，上海方面只收到2万两，南通也不足6万两，离目标实在太远。9月26日，“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署名为“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因为盛宣怀承诺帮助筹资，所以票面上还印有他的姓氏头衔。当年10月17日，2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6000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看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
1897年冬天，张謇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在他心目中，办厂就是读书人的报国之地，他兴奋难已，一口气给大生拟了多副对联，并巧妙地把“大”、“生”二字嵌在其中：
“生财有道；大利不言。”
“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
“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
1899年5月19日，离大生开机只有4天，他派人过长江，到常熟请恩师翁同龢写了一副对联，一直挂在大生的公事厅，现在仍由大生一厂保存：“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终于正式开机，2万纱锭只开足了9000锭，之后又到国外买了机器零部件，5个月后才开到1.44万锭。
大生开机，47岁的张謇内心自然很激动。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最早的自办纱厂之一，在大生筹办之初，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寥寥几家，到大生开机时也只有七八家，集中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一带。没有想到，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赢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4万多两官利后，还有7.8万多两余利。
据说张謇一直不能忘怀大生最初创建时的艰苦，特地请人绘制了四幅“厂儆图”，暗指创厂时遇到的事件，挂在厂内公事厅东西两侧。第一幅是《鹤芝变相》图，寓指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作难。第二幅是《桂杏空心》图，指的是盛宣怀（号杏荪）和桂嵩庆食言而肥，拒付资金。第三幅是《水草藏毒》图，指是的南通知州汪树堂（汪字有“水”；树字含“草”）因不满刘坤一将地方公款拨给大生纱厂，煽动乡绅秀才发难。第四幅是《幼子垂涎》图，指的是大生纱厂即将投产而资金匮乏时，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筱舫企图乘人之危，低价盘下大生纱厂产权。
从1895年底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入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这段经历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不易的一个生动例证。
黄金时代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