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陈光甫的苦心经营，到1922年，上海银行资本额增至250万元，与浙江兴业银行并列全国第五位；存款达到1345万元，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第四位。至1926年，上海银行与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并称“南三行”，
到30年代初期，当日这家最穷、最小的小小银行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光甫本人也跻身于“江浙财团”的首脑人物之列。
逃离不了的政治舞台
乱世即是舞台。
观其一生，陈光甫一直竭力和政治保持距离。早年他曾积极关心政治，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尽过绵薄之力，然而创办江苏银行的经历和两任政治“靠山”的下场，让陈光甫意识到与官场结合的危险性，并决心远离官场。
然而，身为一个成功的经济界人士，又如何摆脱掉政治的干系呢？陈光甫信仰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作为民营金融企业家，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社会。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封建军阀的割据，希望中国统一，因而同情北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新成立的统一政府不干涉经济，允许各行业的自由竞争。
政局动荡，因缘际会，每每让陈光甫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时局。作为一名商人，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分量相当吃重的角色。
20年代中期北伐战争，虽然多次受邀于孔祥熙，陈光甫对局势一直持观望态度。1927年初，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东进江西、浙江，直逼上海。小心谨慎的陈光甫终于“押了一次宝”。他和虞洽卿为首的“江南财团”四处活动，为蒋介石的北伐筹集了巨额军费。并劝说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垫付1000万捐款，他告知老朋友将来有上海海关关税作担保，会有把握收回。
“四•一二” 政变后，宁汉对峙时，陈拒绝执行武汉政府的停兑令，由此深得蒋的信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光甫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为了求生存与发展，他后来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特别倚重美国的关系以提升自己的地位，以求在官僚资本的轮番镇压下，保住上海银行。
1935年，陈光甫被时局的浪潮推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这一年，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替代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国民政府筹划以白银兑换外汇，受到双方信任的陈光甫被派遣赴美磋商。拜见美国财政部长后，陈光甫百般斡旋，并动用他在美国财政部的关系，终于消除了美方的顾虑，对方最终同意收购7000万盎司白银，另接受5000万盎司作为2000美金的抵押贷款，银价按照美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协定方式。该协定在“七七事变”前，曾起到稳定法币信用的作用，而且抗战中也为国民政府储备了抗战的财力。
“白银协定”的成功，让国民党政府对他另眼相看，而他的尽职用心和恪守信用，也获得了美国人对他的信任，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陈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在美方的提名下，陈光甫出任中美、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会的主任委员。之后，抗战爆发，陈以商人身份参与外交，洽谈“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再立奇功的陈光甫，越发受蒋介石的器重。据说，赴美借款成功后，蒋介石曾想让陈光甫出任财政部（一说是贸易部）部长，但被他委婉拒绝。陈光甫虽然位列国府委员等等要职，但从来只挂虚职，从未入阁。随着事态的变化，陈光甫对蒋介石的失望情绪也与日俱增。蒋介石败落之后，他曾对属下说：“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方面为争取这位江浙财阀的头面人物也花了不少心思。最初通过银行中的地下党员，给他邮寄解放区的宣传品，让他对共产党政策有所了解。上海解放前夕，陈光甫避居香港。毛泽东、周恩来通过特使，多次劝说他回归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毛泽东曾把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送给陈光甫，而陈光甫则以一部清代胡林翼的来往书信作为答礼回赠毛，因为胡林翼号“润芝”，与毛泽东的字同音。
之后，陈光甫始终在国共两党之间摇摆不定，既不愿去台，也无意北上。只是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处理在内地的事务。1950年，上海银行实现公私合营，仍推陈为董事长，陈光甫派内侄、原香港分行经理到北京参加会议，他知道自己毕生的心血已不在控制中。同一年，他把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向港英当局注册，从此与大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脱离关系。1954年，他在台北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继续自己的金融事业，复业后的上海银行营业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