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是《中华民国史》编撰者之一。在他看来，大陆重新看待民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国史》已成为两岸共同历史记忆”。他说，大陆跨出这一小步，代表两岸跨出重大一步。
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金以林一再强调，外界不要用猎奇的视角看待这部《中华民国史》，因为这部民国史只是如实反映了过去二三十年大陆对民国史研究的成果，对历史事实的反映越来越接近真实。而在编撰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政治干扰，尤其是这几年也没有所谓政治风险，“修《中华民国史》是纯粹的学术行为。”
“修史没有政治干扰”
东方早报：《中华民国史》从1971年开始编撰，直到今年才全部完成，历时40年。编撰过程如此长的原因是什么？
金以林：要创建一个新学科，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是很难产生优秀成果的。早在1971年以前，中国大陆没有“民国史”这一学科。因此当近代史所接受编纂“中华民国史”任务时，首先集中全力整理出版了一批基础资料，才有可能进入正式的编写工作。1981年在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了第一卷“辛亥革命”，到今年全部36册出齐，又用了整整30年，这同历经38年的民国史时间大体相当。
修史最重要的是资料的积累。修《中华民国史》一个转折是19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两岸交流越来越丰富，海外和台湾的文献陆续开放，比如国民党党史馆、台湾“国史馆”的档案全部公开，俄罗斯解密了大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档案。如果没有这些文献的支持，是很难完成这么大规模且有新意的《中华民国史》。所以《中华民国史》很大一部分是在1990年代伴随着大量档案的解密后逐步完成的。此次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对以前的著作有一定的修订，特别是有5卷新面世的成果，大量使用了海外文献，其中包括收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自2006年逐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宋子文、孔祥熙档案等。
东方早报：《中华民国史》不能回避中国共产党史，所以在编撰《民国史》的时候，是否会遇到政治阻力？
金以林：最近我也看到一些台湾媒体说，你们这套书是官定的，而我们“中华民国”还在，你们怎么修呢？这不是与“九二共识”冲突吗？“九二共识”是一个政治原则，而我们编纂的《中华民国史》完全是一部学术著作。的确，在中华文化中有当代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人不能修当代史。台湾现在就有一个“国史馆”，是在1949年前成立的，我想这个“国史”应该是很明确的。又比如，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基本上都会将崇祯皇帝上吊作为明朝覆灭的标志。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南明小朝廷一直存在，但学界的共识基本上是将顺治、康熙两朝理解为清史，而非明史。
我还想强调一点，虽说中国古代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但我们编纂的这套《中华民国史》，完全是由一个学术单位（我服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组织协调，团结了国内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编写，不存在个别台湾媒体所说的这是官方修史。在编纂《中华民国史》的过程中，我们的确得到过各类国家基金的资助，但研究是完全独立的。正如台湾也有各类科研机构如中研院、台湾大学等，由政府拨款，但科研人员的独立研究工作还是能够得到政府的尊重，不能说拿了政府的钱，就代表了“官方”的意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并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的压力，一定要求我们要在何处体现官方的何种意志。这套书的编写过程，完全是学者们根据这几十年来陆续公布的历史文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作，没有受到过政治干扰。
“没有主动为翻案而写作”
东方早报：很多人关心的是《中华民国史》有没有对某些史实和人物评价做了翻案。所以按照你的观点，你们也不存在刻意要去翻案什么？
金以林：在编纂过程中，我们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没有谁是主动为了翻案而写作。我个人理解，这套书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呈现出如何多的新观点和新看法，而是它首先开创了民国史研究这一新学科，并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吸收整个民国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民国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当然，这套书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在早期出版的著作中，不能全面反映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但也正好可以检证在这几十年编纂过程中，我们对民国史的认识不断丰富，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一套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充分反映了最近二三十年来民国史学科的进步，逐步吸收了民国史学科在不同发展时期研究成果。对历史事实的反映越来越接近于真实。
比如，在1990年代讲到绥远抗战时，由于当时受限于档案未全部开放，在相关章节中指出蒋介石不积极抵抗，是傅作义等爱国将领发挥了主要作用。但随着档案的公布，已有专题研究充分证明蒋介石是绥远抗战的领导者，这为我们今后的修订提供了依据。我的意思是，1990年代出版的各卷，体现了当时的研究水准。现在出版的最新5卷，则充分体现了现在的研究水平，不能简单地都认为是“翻案”。
一般读者热衷于“翻案”和猎奇，我完全能够理解。我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学术研究和历史教育的严重脱节。我们常说研究无禁区，在学术研究领域不存在所谓敏感问题，只要有坚实的材料能够实事求是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任何问题都可以研究。而我们的历史教育过于陈旧，与学术研究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相比，实在是可怜。再举个例子，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到底抵抗没有？我清楚地记得在1991年沈阳召开的一次“九·一八”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就有学者依据档案指出张学良应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当日军攻占锦州时，蒋介石明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但张学良拒绝。蒋介石进一步表示：如东北军不守，就派中央军来。张学良说那不成，锦州是我的地盘，中央军不能来。张学良释放后接受日本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也承认这一点。20年前就解决了的历史问题，在我们的书中充分得到吸收，你能说这是新观点？是翻案文章吗？
东方早报：在年代上，中华民国史与中共党史存在某些重合，你们又是怎么处理呢？
金以林：研究国民党史和研究共产党史，两者的视角肯定不一样。正如讲民国史的开端，一定要从晚清同盟会讲起，自然会将更多的视角集中在革命党人是如何推翻清政权的；修清史，则关注的角度就要放在清政府身上，研究它灭亡的种种内在因素，结束在清帝逊位。我们修民国史，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努力呈现历史事实，而不关注于所谓的翻案。定性的话尽量少说，一定要依靠坚实的档案，努力呈现历史真实。所以，我个人理解，从这套花了三十年陆续出版的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大陆二三十年来民国史学科的发展和逐步走向成熟。
◎评价
李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中华民国史研究至少为我们研究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提供了相当多的难得资料。我们可以在这些扎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获取新的资料、新的知识，丰富和推进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对党史研究者来说，《中华民国史》的出版也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件大事。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民国时期在近代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尽管民国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经历的变化最快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心理和社会等方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记得刘大年先生讲抗日战争，他认为抗日战争是民族复兴的开始。一个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击败了外国侵略，另外就是人民革命力量通过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样的结论也适合中华民国整个历史时期。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编撰的36卷本《中华民国史》，历时40年也终于出齐。《中华民国史》共有36册，其中分为“中华民国史”共16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共12册，以及“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共8册三部分，全套约2000万字。其中，“中华民国史”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按照中华民国创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等历史分段；“大事记”采用编年体方式写成，编排从1905年到1949年间历史大事；“人物传”以简传方式记录民国年间各领域的上千名代表人物。
“文革”时在质疑中上马
《中华民国史》的编撰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其时正值“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制订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回忆，1961年，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革命前辈董必武、吴玉章等，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但《中华民国史》的真正启动是在1971年。
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将撰写中华民国史列入了全国重点出版规划，并将民国史的撰写任务交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进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说：“1972年，上级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曾经主编过《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的近代史所领导人之一的李新先生。我们是1972年六七月间从干校撤回到北京的，当年10月，李新先生就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组，不过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由李新负责，拟订了编写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的编撰计划。民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兴学科由此而起步。
在出版社方面，中华书局的李侃等从1972年12月末从湖北咸宁县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1973年元旦后上班不久，李侃同志带回了从近代史所接受的承担出版民国史的任务。同年，大约是3月，李侃同志率我首次参加李新同志主持的民国史组会议。会上双方指定了工作联系人，作者与出版者的合作从此开始。”
根据耿云志回忆，尽管《中华民国史》的编撰由周总理亲自提出，但当时并没有形成“红头文件”，而当时各级干部的习惯是：一切以红头文件为准。所以对于有政治敏感和政治风险的《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很多人对此大表怀疑，不肯认同、不肯支持。但李新先生认为，此事当做，可以做，能够做。所以他的决心没有动摇。他为了争取支持，特别强调，我们写《中华民国史》，不是为统治阶级树碑立传，而是写中华民国的兴亡史。谁都知道，中华民国兴于革命，亡于革命。强调写中华民国的兴亡史，便与大家数十年养成的只有革命史才是值得研究的历史的教条有了可以协商的余地。”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环境下，在周围一片怀疑和批评声中，中华民国史研究开始了。
开头就摒弃“以论带史”
《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先从积累资料做起。“我们分成三个小组：人物传记组、大事记组和专题资料组。但由于‘左边’教条主义的猖獗，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兴起了一种所谓‘以论带史’的论调。研究问题不是先下手去搜集资料，而是先确定立场，确定观点，然后再找适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先已确立的立场和观点。我们的民国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摒弃了这一套做法，坚持从资料做起。”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说，“刚刚开始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确实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1978年以前，中华民国史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白皮书是内部的出版物，海外都不知道。”
为了安全起见，《中华民国史》一度被设想改成《中华民国兴亡史》，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民国史编写工作开展的头几年还处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好心人担心引来麻烦，设想将来的《中华民国史》如果叫《中华民国兴亡史》比较保险。这是当时特殊历史情况的一种反映。随着‘文革’的结束，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史学研究的氛围发生了根本变化。”
1977年开始进入民国史第一卷的写作，由于有四五年材料工作的基础，第一卷书稿的写作过程是比较顺利的。1980年、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相继出版。《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出版，是民国史研究作为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及奠基之作，其所确立的民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原则与方法，至今仍为学界所大体沿用。耿云志说，“《中华民国史》完全建立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所用资料大部分是来自档案、报纸、期刊以及当事人的记述。在有些方面，例如有关立宪运动的研究，所用原始资料是从没有人用过的。这跟以往的近代史著述是迥然有别的。”
不是政治行为是学术行为
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公开出版以后，曾在台湾引起了震动。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说：“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台湾的政界、学界纷纷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大陆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阴谋，要宣布中华民国的灭亡，是后代为前代修史，为此召开了许多座谈会，报纸上登了很多文章。以至于当时民族史研究室主任要专门写一篇文章来答复台湾的评论。他主要是告诉台湾我们的民国史研究不是一个政治行为，是一个学术行为，是学者在开展中华民国历史研究。可以说明在当时这还是非常敏感的事情。” 耿云志也说，“《中华民国史》出版后对台湾学界产生很大震动作用。当《中华民国史》又接续出版几卷之后，海峡对岸终于急忙组织人力，撰写他们的《中华民国史》。”
但到了1990年代，台湾以及海外大量文献得以出版和公开，极大地推动了民国史研究。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史》编撰反而放慢了脚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介绍说，随着台湾方面政治环境变化，台湾公布的史料越来越多，“在台湾我们看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李大钊等人书信原件。”后来是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大量中国近代史文献开放，尤其是两蒋日记、孔祥熙和宋子文档案，还有就是苏联解密的档案，“这对我们认识国共关系、中苏关系非常有用。以前我们看不到，所以闭门造车，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不能不用。”
自1981年起，《中华民国史》各卷接续出版，1987年出版第二编第一、第二卷，1996年出版第二编第五卷，2000年出版第三编第五、第六卷，2002年出版第三编第二卷。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1996年中华民国史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到2010年底，36卷剩余5卷全部交到了中华书局。这几年来，民国史研究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风险，反而成为史学界的时尚，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原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说，“这种变化反映了这些年来学术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
目前的36卷《中华民国史》共三大部分，大致延续了中国历朝历代写正史的结构，分别是《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说，“我们历来的正史是分四个部分，纪、传、表、志，每个部分都不能少，如果少的话，后人要给它补起来。现在《中华民国史》的十二卷，相当于本纪。《人物传》相当于列传，《大事记》相当于表。缺一个志。《中华民国史》是要拿出来传至后代的，应该有‘志’这一部分。” 但在张海鹏看来，除了考虑补“志”的部分，今后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更重要的还是对中华民国史的史料建设。“今后应该把中华民国时期史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放到未来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日程上来，重新编辑民国时期的综合史料，包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档案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