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完了最后一本，还差5分钟到12点。他又微笑着摆一个姿势站在那里，满足了要求合影的几个人的愿望。最后皆大欢喜。王石抓起风衣，大步离去。
他要到十多个城市重复同一过程，甚至重复演讲内容。
检点王石这一路巡讲后各地媒体的报道，发现他所到之处，抛出的每一个话题，都被媒体全面笑纳。因此有媒体根据去年的一大热词，给王石演绎出一个新的封号：“超级男声”。据说这个比方的妙处在于，它可以令人想像到王石行走在一个无形的PK台。
他追求完美，滴水不漏，“不说错话的能力”叫人叹服。有时，他会紧抿着嘴唇，选择词语，脸上会掠过一层沉思。这时，你既会看到他的审慎，也会看到一个拼搏了二十多年的企业家的沧桑。有时，他会用一大段话来回答一个问题，使你需要从这些语言背后去过滤答案。他的话充满弹性，即便在目前，“房价”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面对“房地产是否是暴利行业”这样敏感的问题，他也能讲得比较温情。最后，无论你问任何问题，他整个回答下来，都会把他原先准备发布的内容贯彻进去。
他出席不同的场合，不断变幻他的“LOGO”：他是一个一丝不苟，西服笔挺，仪态潇洒的老帅哥兼酷老板；他是一个戴遮阳帽，穿登山服，胡子拉碴——每天都是一样长——坐在嘉宾席上的发言人。
“百度一下”王石，结果是约10,300,000篇网页，排除其中的重复和夹带的不相关内容，这个数量也是很大了。而在所有这些信息里，均难以找到一句对他明显负面的内容。5年前，有新浪网友问他“如何看待媒体”，他简单地回答：“很少有媒体说我的坏话，我还没有做什么坏事。”——在表明他跟媒体有善缘的同时，也不忘记说，他的实际操行没有愧对媒体的褒扬！
看着他在媒体上的表现，很难设想他的真实性格会是他自述的那样：由于军人出身，比较严肃、生硬，有时爱发火。他说他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率性到“不适合”做大企业首脑的程度。他说他曾经因为公司早年的一次裁员，让他的员工失去了工作，而“背了很多年的心理阴影”。
他的一位“驴友”说，在他们登山期间，他曾“偷”过两瓶王石的好酒(王石的部下送来的)，跟朋友们正在喝得热闹，王石出现了，他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如此而已，没有多话。他的“驴友”介绍对王石的印象，是一个亲切而不失城府的大哥。
“先按抢答器”的“地产哲人”
王石是一位探险运动家，他登山，滑翔，他还要航海，这些都给他带来了大众名声并且还将继续带来，但是，最具真实分量的王石，却是在这一切活动的后面，一个全身心融入企业的王石。 在他们那一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环境里，从最基层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里，王石是很容易分辨的。他的那一代同行们面对中国不太明朗的经济环境，绝大多数刻意地“低调”着，聚集财富，韬光养晦，只做不说，特别不对公共事务表态。而王石在他的整个历练过程中，关注大气候，考虑那些看来还“不属于”他考虑的问题，而他并不把他的想法藏起来，在中国急剧变化着的大环境里，他不断地表达他的观念。
他不会放过表达机会。1998年1月，正在蕴酿“房地产新政”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去深圳。市领导召集部分企业界人士参与会谈，安排他们每人都有发言。其他几位的发言没有调动起朱总理的兴趣。轮到王石，他开始根本不谈他的本行，而是把朱总理“税务调整”以来，万科公司的缴税情况全盘汇报，因为他猜想总理一定想验证他的税务政策的效果。果然，朱镕基深感兴趣，跟他讨论起来了。他趁势把他关于房地产业的判断和建议推到了总理面前。朱总理高兴之下，甚至当场“聘”他做“免费”的房地产顾问。
次年，即1999年，王石有如下表现：4月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之“99中国企业高峰会”，代表中国房地产业界做专题发言(他是“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5月，在中国房地产协会主办的“99中国住房发展论坛”上提出“城市空心化”概念；9月，出席“‘99《财富》论坛”，做专题演讲呼吁21世纪的中国房地产企业走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这一年，他还发起组织“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并做首任轮值主席，致力于“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2000年6月，发起组织“新住宅论坛”上海大会，倡导和推动“新住宅运动”。
王石把房地产融入城市文化，《万科周刊》发了不少城市文化建设方面的文章，多次被公开发行的刊物转载。王石像一个哲学家一样不断构筑他的概念。他知道哪些概念即将被社会买账，他率先把它描绘出来，例如上文所言的“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新住宅运动”和“关注普通人”。
他把“资本家的问题”转由“普通人的角度”来提：呼吁城市建设要“关注普通人”。他关于“普通人”的定义是，“不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的白领、蓝领、自由职业者和中小工商业主。”这正好呼应着某种正在萌动的社会情绪。而“关注普通人”是指：随着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开发商开发的别墅、高档住宅和未改造的老住宅区突现出两个极端，城市规划者、有责任的开发商，应该考虑这种差异会造成社会紧张，应该使不同收入层次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处、共享城市文明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