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访问新加坡，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新加坡不民主，一种认为新加坡好得不得了。实际上，持前一种观点的只有少数教授，绝大多数老百姓觉得生活不错。重要的是先改善老百姓的民生，后面的事才可以做。如果连民生也解决不了，谈不上改革，什么事都做不了。但在民生问题解决后，就必须加强政治改革。
《财经》：您能否描绘一下，您所希望的未来中国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中国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柳传志：还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未必就是现在欧美实行的体制。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最好可以做到85分，最坏可以做到60分。坏，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如果优秀的人员被选进去的话，好，有可能做到95分;坏，可以做到零分，甚至是负分。如果通过改革，中国的制度能够做到60分到95分，那就是一种更好的体制。
总之，我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有真正良好的追求，意见能够统一。不符合这样条件的就选不进去，选进去的人能够受到监督，这样中国的政治、经济一定会高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企业必然会很好地发展，很多事情都可以实现。
《财经》：您讲了三条：有目标、意见统一、受到监督，是不是还要加上尊重普通公民的权利呢?
柳传志：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条，我相信一定会把普遍公民的权利放在首要地位。幸福生活、人权保证、法治社会等都是应有的结果。
《财经》：现在中国社会阶层没有共识，但是怎样才可以形成好的共识，推动着新一代的领导人往前走，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柳传志：共识首先就是领导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层有共识，才能重建公信力，引导老百姓达成共识，在实践中建立起全民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说爱国，比如说法律的严肃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社会诚信，等等。
尽管对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有很多不同，但是建立核心价值观是达成共识的基础。核心价值观要逐渐建设，应该形成以史为鉴。领导人要想清楚，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以身作则进行宣传和普及，重塑老百姓的追求和信念。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共识逐渐建立的过程。
《财经》：您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高层。今天的社会中下层要求改革的力量很强烈，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中下层?因为当上层缺乏改革动力的时候，需要来自中下层的力量推动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危机催生了改革。
柳传志：危机催生了改革，政治上可能是这样。在公司里面恰恰相反，凡是改革的时候都是企业的业务在往上走，有上行空间。政治家应该在审时度势，顺应人民要求，及时部署改革，这样才能更主动一些。如果被动地应对，往往千疮百孔，捉襟见肘。
我特别希望，首先，改革能够系统地设计部署;其次，改革首先应该让下层群众得到好处，先让他们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当然，分享改革成果要量力而行，不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其实，最好的改革措施就是国家减少一部分税收，让老百姓直接到受益。如果高层意见一致，这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我还是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也许是未来的目标，当前我觉得火候不到，在中国肯定会乱的。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监督，推动改革，引导中国。
中国有这样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去引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