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积仁：我们当时签订了一个协议，股份先行过户，并约定3年的付款时间，之后我们又拿出其中一部分转手卖给了东芝、英特尔、飞利浦等公司，我们是3倍溢价卖的，然后再拿这些钱去还钱的。
《经理人》：东软集团的这次整体上市方案第一次提交给证监会时被否决了。其原因是当时东软集团2600余人的工会持股，因人数太多便委托给华宝信托代为持有，而这种方式不被证监会许可。后来改成由控股公司持股，人数由2600多人压缩成了只包括中高层的145人，剩下的人所持有的股份如何处理?是转让还是代持?
刘积仁：证监会说“工会不能持股”，要我们改成法人持股。所以改成慧旭，剩下大家就买卖了，都是同事，他们自己怎么交易那是个人的事情了。
《经理人》：有代持行为吗?
刘积仁：这些行为都是员工自己的行为，和公司没关系。无论人数怎么变化，注册公司都要符合公司法，慧旭不是上市公司，和我们公众公司没关系。我们要保证规范化，符合法律。只能按法律的规定来限制人数，否则我们上不了市。
我是一个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
《经理人》：当时学校里有没有人说你要搞资本主义?
刘积仁：那时候压力就是这样。不过当时心里想的是创业，公司很困难，拿不到市场，要抱在一起奋斗，当时我们的共享有两个意义，不是共享股票，而是共享困难，因为你是股东嘛，应该有责任感，股份制创造了这样一个机制。
当时我们在大楼的墙上写，“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有人说你强调个人。我现在经常说，你努力工作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人民?一定要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父母，这个你都不为，要为公司才怪，你要利己才能利他。
《经理人》：东软与联想、TCL等企业同为产权改革成功的IT类国企，与联想、TCL相比，您觉得东软有什么不一样的经验?
刘积仁：我的感受，第一点：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明白了，制度的建设要从最早开始，制度的改变如果从后面开始，会十分十分的困难，一开始要有一个连续和延续，这是最好的选择。第二点：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政策和法律在完善，你要保证当时的每个决策要严格遵从当时每一个法律和政策，这是安全的问题，比如说搞股份制改造，我们上市的时候都有很多批文、很多的文件，我们现在还保存得好好的。
这个过程我自己走过来，感觉很不容易。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很潇洒，东软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合理、合法、合情的，不会在任何法律、手续上有问题，我们所有的问题都靠法律来解决，不是少数股东就能决定的，全部都是商业的操作。比如向宝钢借钱，要还钱我就卖了股份去还钱，我可以卖给谁?如果卖给国家嫌贵又麻烦，那么我可以卖给老外、卖给私人老板，价钱还可以卖得很贵。
一句话，我是个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因为从小就经历过那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绝对是谨慎的。
《经理人》：如何看待那些带领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却陷入许多非议的企业家?
刘积仁：中国有一大批企业家，他们在社会的整个变革和变化中，法律不清楚，资本来源不清楚，如果当时分清楚，他们应该拿到得比现在更多。
我认为，在制度可以的时候，一步步安排清楚，这是公平的。我并没有要求别人和我一样，因为我们的情况不同，做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很难拿现在的东西反过来说，历史就是历史，现实就是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