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打击经济犯罪需要
“从向最高检打报告到挂牌成立，只用了一个月”
记者：1989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走过十年历程，广东更是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个时候成立反贪局，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
陆成景：当时的广东，与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颇为相似，贪污贿赂犯罪高发，情况严重。对香港廉政公署和新加坡反贪污行为调查局多次考察后，广东省检察院建立了举报中心。但举报线索很快大量积压，造成“消化不良”。到1988年12月，广东省各级检察机关举报中心共受理群众举报7000多件，其中有58%转给其他部门，而检察部门自己调查的只有1400多件，仅占20%。
为有效遏制日趋严重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迫切需要建立专门的反贪机构。1989年7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将这一设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了详细汇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意把广东作为全国检察机关改革的试点，成立反贪污贿赂的专门机构。
7月18日，广东省检察院向省委报送了《关于建立贪污贿赂罪案侦查局的请示报告》。8月10日，省委批准省检察院成立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同时撤销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处。
记者：从对上汇报到正式批准，仅仅一个月，可谓雷厉风行了。
陆成景：对。当年8月18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挂牌，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反贪局正式成立。随后，全国其他省区市的反贪局也相继成立。6年之后的199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挂牌，自此，我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走上正轨。
【初期】地震式反腐风暴
“成立首月3485人自首，深夜还有人排队等候投案”
记者：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成立之初，是怎么办案的？
陆成景：反贪局亮相伊始，就在南粤大地掀起了一场地震式的反腐风暴。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成立的同一个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全省检察机关反贪局迅速行动，发动宣传攻势，敦促贪污贿赂等犯罪分子投案自首。
那时，仍有“运动式办案”的特点。在通告期限内，全省共有3485名违法犯罪分子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交代违法犯罪金额5040多万元，其中有处级干部439人，还有作案潜逃到境外的33名犯罪分子回来投案自首。据当时办案的检察人员回忆说，特别是在通告期限的最后一天，至深夜12点钟，还有人到反贪局排队等候投案自首。
记者：反贪局历经20年风雨，侦破无数大案要案，严惩了一大批“蛀虫”，像抓捕余振东、引渡“二陈”。但也有一段时间群众和社会各界反映，反贪局“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这一点是怎么突破的？
张学军：从1994年开始，反贪局在原来成绩基础上，力求在办要案、抓预防、带队伍上有新进展。这些大要案的查处，在全省各地市引起很大震动，有效震慑了贪污受贿犯罪分子。
此外还查处了中央督办的一批大要案，震动很大。如湛江海关“9898”走私大案，我们“既办优质案件，又练过硬队伍”，创造了把党支部建在专案组的经验，办案半年多，在毗邻香港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200多人的队伍，没有发生一件违法违纪的事情，没有一人被投诉。
【20年】在矛盾与探索中前进
“在中国执法办案，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
记者：这20年，是中国变化最大、最快的20年，反贪工作是怎么做到与时俱进的？
张学军：20年来，随着时代发展，反贪工作也遇到很多新问题。早期反贪是“以袋为界”，看是否装进“自己口袋”。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就要逐渐学会辨别，譬如脑力劳动算不算“劳动”？知识分子的“炒更”(广东方言，指业余兼职)，算不算“犯罪”？还有“投机倒把”罪，计划经济时期把长途贩运看成投机倒把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能那样看了。
当时我们在广东执法遇到了三个矛盾：计划经济时期的立法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法矛盾、变革时期经济政策调整变动性和法律相对稳定性的矛盾、全国情况普遍性和广东先行一步特殊性的矛盾。
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办案必须区分三个大的政策界限：罪与错、罪与败、罪与风。即犯罪与犯错误、犯罪与失败、犯罪与不正之风。区分好罪与非罪的界限，以“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指导办案，才能在打击贪污贿赂的同时，保护一大批勇于改革、敢于探索的干部。具体说就是“四看四指导”：一看行为有无社会危害性，二看党和国家最新经济政策，三看行为是否符合犯罪四个构成要件，四看案件时间地点条件，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办案既是一种执法行为，又是一种哲学实践。在中国执法办案，就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
【新时期】高智能犯罪多发
“新时期形势更复杂，任务更艰巨，群众期待也更大”
记者：20年来，反贪工作发生巨大变化，“阳光检务”全面推行。新时期，又面临怎样的反贪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