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褚时健曾对一位记者说，出狱后很多人找过他，请他做顾问，一年给他二三十万元，但他不愿去，原因是“中国人合作很难，我也没有闲心干那些事，我自己做倒可以”。但闲在家里又觉得无聊，所以才租了几千亩地，“打发一下时间。”
褚的老伴却道出了另外的隐情，“实际上是因为没有钱。姑娘死在监狱后，外孙女得我们养。我和他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不到两千元，连物业费、水电费都交不起，你说咋过？总得找点钱。”
这个故事读起来多少有点让人心酸，略感好一点的是胡志标的改变。11月23日，当久违的他首次公开亮相于一场公共论坛上时，人们赫然发现，眼前这个稳重的中年男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喜欢挥霍的莽撞青年。37岁的他把酒戒了，住宿时也会挑价格相对较低的酒店。
不仅他们变了，市场也在转变。当年销路很好的VCD现在早已淘汰出局，取而代之的是画面更清晰的DVD，以及各类数码放映机。复出的胡志标，焉能再走当年路？
IT业和保健品市场几经沉沦，也在逼着“史大胆”史玉柱不断更换门楣：先是营销软件“巨人汉卡”；被国外软件挤出市场后，他改做脑白金和黄金搭档；巨人大厦计划坍塌后，国内保健品市场整体信誉崩塌，复出市场的他再次转身，进军网络游戏产业，迅速将自己由“首负”变成“首富”。
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还有吴炳新。他并没有被市场打倒，依然守着“三株”这块牌子，只是他不再依赖保健品了，如今，他带着化妆品“生态美”重新回归公众视野。有了这一市场转型的判断，72岁的吴炳新依然精神矍铄地说：“我是英雄，我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英雄？”
不过，赵新先似乎暂时还未能很好地抓住市场变动的节奏。《中国周刊》记者前往南京小营药业探访时，工人们还在装卸大批大批的玻璃制输液瓶。而这种玻璃瓶早被塑料瓶和软袋替代，盈利状况可想而知。
得与失
或许，以一时的市场表现来衡量复出者的成败，是很愚蠢的事。在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笑对得失和坎坷，已经变得更加豁达、从容和沉稳。
以前的胡志标野心勃勃，立志要做中国的松下幸之助。现在的他，改口说“松下幸之助是松下幸之助，不是我崇拜他就能变成他，我们俩从基因上就不一样”。现在他忌谈创业，其职业理想也变成了“赚钱不多却很快乐”。
以前的阚治东多次谈论企业成败和市场监管，口中都是发展啊发展。几经沉浮之后，他意识到“没有谁的人生是始终向上走的”，对社会发展和个人命运也有了新的体悟。
以前的仰融，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华尔街去。现在，他更想回自己的祖国造车。
“我已经荒废了7年，现在我要快马加鞭，把失去的时间给抢回来。”仰融说。或许，这才是商界一代风云人物矢志不渝、蜂拥复出的源动力。
商界枭雄沉浮录
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文/记者 张友红
老兵们一个个回来了！
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的活力不断被激发，如滚滚巨浪，推动中国社会前行。“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场景，不断在商业社会上演，刚刚还是引领风骚者，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他们是谁？
他们是那些曾被称作“教父”、“大王”、“巨头”、“枭雄”的商界精英。
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激情的经济因子开始发酵，那些商界精英游走于经济转轨的各种缝隙，粉墨登场。
剧情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节拍上，与经济的炙热、商业巨头的狂欢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政策的探索和含着感性因子的个人膨胀。
“倒下”，然后“再起来”，成为循环于这部商业史的主旋律。
大幕拉开
1995年，中国的财经报道中第一次非常集中的出现“巨星陨落”。
那时，经济的狂欢才刚刚开始。一个重磅溅起硕大的水花：中国“烟草之父”，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调查！
褚时健，1979年开始任云南省红塔集团董事长。1987年，云南省意外获得了“可以适当突破当时烟草的专卖制度发展烟草”的机会。上过战场的褚时健，向来以“敢干”闻名。他迅速地做出了一个决策：跳过烟草公司直接和烟农联系，然后绕过供销局、地方烟草专卖局自己铺设专卖店。
1987年到1995年，红塔集团的香烟产量以每年43.93%的速度递增。
当时，有国家领导来视察说，“老褚，你开的不是卷烟厂而是印钞厂。”时有记者描述褚时健出行的盛况：开在前头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二十多辆以“O”开头的政府车，甚是壮观。
然而，事业蒸蒸日上的褚时健却也面临90年初国企老总的禁锢：国家对国企老总缺乏相应的市场激励机制，导致企业发展、国家增税、个人手紧的状况。当时，褚时健的月薪是3000元。
1995年，褚时健得知一个消息：新的总裁要来上任。这意味着他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后来在法庭上，褚时健坦白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褚时健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是：来年，褚时健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 万元，褚时健一辈子的工资也没有这些。
据公开数据估算，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
就在褚时健被检察院带走的时候，刚被评为“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的南德集团董事长牟其中也坐不住了。
这位中国最受争议的民营经济企业家有着传奇的经历：300元钱起家，办了三件大事——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
也正是因为几个大项目的投资，加上1995年国家实行货币紧缩政策，让南德集团资金链崩溃，截至1996年事发，牟其中为弥补资金空缺“空手套白狼”，获得资金7507万美元。一夜间，这位曾经的“大陆首富”被群殴为“大陆首骗”。2000年5月30日，59岁的他被判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