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民宅里的秘密
1999年1月13日，蒙牛的前身——蒙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这是一个“秘密公司”。
注册时，出于安全考虑，企业法定代表人一栏填的是“白英”，而不是“牛根生”——就这样，在隐姓埋名中，企业诞生了。
在呼和浩特公园南路附近，七拐八绕，才看到一座破旧的六层宿舍楼；宿舍楼的底层，有一户两居室53平方米的民宅；民宅里摆了6张桌子，一台茶几，一条沙发，一张单人床——都是从牛根生家里搬来的。牛根生来了，没有座位，就坐在单人床上办公。
这就是蒙牛开业时所租的第一间办公室，月租金200多元。没有任何标志，没有半点张扬，整个公司羞答答地蜷伏在居民区，匍匐前行。
要“偏僻得没人想到，普通得没人注意”。这就是租赁办公场所前，牛根生给办公室主任白君所下的指示。
在1999年最初的3个月中，这个名叫“蒙牛”的公司几乎完全不为公众所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在什么单位工作是每个成员必须坚守的秘密。
但地火在蔓延！
十数个“隐形人”在全国往来穿梭。
震惊全国的“先建市场，后建工厂”的经营模式，以及“筹股风波”，就是在这间53平方米的简陋民宅里“指点江山”如虎脱笼的。这正应了一位著名政治家的反问句：“世界上的大事，有几件是在敲锣打鼓中完成的？”两年后，蒙牛火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凤凰卫视的记者都曾到这间民宅里探访，其时，许多居民依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这座破房子”。
民宅里不便接待重要客户。孙先红便在自己位于公园西路的“先行广告公司”里准备了一间办公室，上挂“蒙牛乳业总经理”的牌子，成了牛根生的“门面”。
张治国与张伟1999年5月追访牛根生，正是在这间办公室里。
采访老牛是一场艰苦的战役。
先是找不到。1998年前的牛根生，是全国知名大企业的副总，叱咤风云；1999年上半年的牛根生，销声匿迹，问谁谁不知。
好容易找到了，却又被“挡驾”。因为直到这一天，牛还是一个“隐形人”，没有任何一家媒体透露过蒙牛与牛根生的关联。
等到封锁冲破了，终于见了面，牛又说：“既然来了，就见个面，但是我从来不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急了，抛出了一连串质询。牛若有所思。最后，在开出“可以提蒙牛，但绝对不能提牛根生”的先决条件后，终于可以采访。
采访完，由于种种原因，又没处发表。一直拖了两个多月后，1999年7月21日，《内蒙古日报》率先刊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当然，这个时候，牛的名字已经没有保密的必要了。
两个巨人的较量
—牛根生vs郑俊怀
牛根生向郑俊怀递交了三次辞呈，前两次被郑俊怀“劝回”。第三次在董事会上递交辞呈，郑俊怀说：“我并没有这个意思啊！”牛根生说：“那我收回这个辞呈！”牛根生伸手去拿辞呈时，郑俊怀迅速地用手紧紧摁住……郑俊怀：伊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摘自《人力资本》2005年第5期）
在伊利，郑俊怀是伯乐，牛根生是千里马，郑俊怀更多地扮演着战略家的角色，牛根生更多地扮演着实战家的角色。
1.郑俊怀是个战略家
郑俊怀接手的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总厂（伊利的前身），原是一个资产不足50万元、管理混乱、濒临倒闭的“烂摊子”。
1983年，他进厂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最基础的规章制度建设。
1984年，大力调整产品结构，使利润从原来的1万元增长到10万元。
1985年，率先推行了经营承包责任制——牛根生正是在这一制度下脱颖而出的。
1992年，郑俊怀着手进行股份制改革。面对重重封锁，郑俊怀开始破釜沉舟：一是毅然放弃了呼市牧工商副处级的兼职，横下心来“为企业寻找一条真正的出路”。他说：“我这是背水一战，不给自己留任何一条退路。”这在企业家“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当年，实属罕见。二是发动领导班子集体表态：“如果同意改组股份制我们就继续干下去，如果不同意改，我们六个人集体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