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自认为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百姓总是不满意?为什么现在的干部那么害怕群众?”这两个问题，是数月前浙江省某主要领导悄悄“微服”浙江大学教授姚先国办公室时两人“私聊”的。
当这个故事被姚先国教授11月19日在南京大学讲座说出时，也引起听众的思考。姚还应邀参加当天在南大举办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期间江苏省委书记、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以及主管经济的主要官员悉数到场，就如何更好“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征求意见。
由于在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以及一以贯之的政府“强”，江苏省“强政府+强市场”的思维多年来得以在官员头脑中深入强化。
但现在，以三中全会为契机，到了“双强”尤其是“强政府”模式改变的时刻。
“强政府”的新内涵
对江苏而言，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改革政府体制相对而言更具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强政府”模式积累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经验，由于刻意回避意识形态可能的争议，其民营经济走出了与浙江和广东不同的一条路，集体经济的强大成为“强政府”发展经济的典型，亦诞生出了“仇和式”的诸多强势官员。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本次三中全会政府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即政府向社会、市场和企业放权是为三大主要内容。
从江苏的应对来看，已顺应了上述潮流。2013年以来，江苏省级审批权限又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下放，削减了其中约40%的内容，而又一轮的审批事项的下放也在制定中。此外，江苏是全国首个主动向中央提出“营改增”全面铺开试点的省份，目前试点企业超过21万家，减税超过100亿元。
不过，实践中显示，“招商引资”是衡量政府“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以仇和执政宿迁时的“全民招商”而成为样本。
一个疑问由此而生，“简政放权”是否意味着政府的“招商引资”力度就要偏弱呢?
本次论坛中，江苏省主要领导在发言中坦承，在过去的发展中，地方唯GDP独大，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上了很多项目，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所以，“强政府+强市场”的合作模式需要在改革中进行转型。
接下来，如何正确理解以江苏为典型的“强政府”模式?长江学者、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的“强政府”应当是强在“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公共建设”等领域。
“比如，制定负面清单将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而服务业的开放亦更加促使政府转型。”刘志彪表示。
政绩考核机制转变
显而易见，三中全会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带来的重要转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以“白纸”形式向地方征求意见，即事先不划定任何范围领域，而是让地方自己提，看地方自己有什么想法，而此后中央综合地方的意见稿又再一次下发地方修改。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认为，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同时，结合江苏资源能源紧张、产业“两头”在外的特殊省情，就部分资源丰富的地区，应当考核区域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升值。
鉴于目前江苏正处于向更高水平小康发展阶段，存在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均指标相比发达省份还有落差等事实，罗志军强调，“发展经济仍是核心工作。”
一位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熟悉的参会官员则表示，“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能过剩、调整经济结构，接下来就要比谁能更好利用市场优胜劣汰的办法克服产能过剩。”
就生态环境类而言，有参会官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省里已确定了22.3%的国土面积为生态保护红线，因此“谁破坏就不得提拔”，“对环境的要求上，百姓的监督更有效力。”
“所以，要看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改变，就要看其调节手段是如何转型的，是否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及如何利用市场。”洪表示。
不出意外，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改革政绩考核观，江苏将对现代化指标进行新一轮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