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中的另一当事人王有权与孙青类似，长期经营装饰装潢生意，规模适中，由于每一单活需要垫付材料和人工等成本，现金流并不充裕，几笔高利贷借下来后，由于一单大生意没有按时结算，公司当即死亡。比孙青的遭遇更夸张的是，100多万，一年滚到近2000万，将近20倍。
这样的故事在盐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经营一家饭店的赵威(化名)是盐城某县级市市领导之子，盐城某公积金中心工作人员，因资金周转通过朋友介绍借了32万元高利贷，“每天利息六千四，出逃之后，债主带着黑社会找到了家里，逼他的父亲改了一张借条。”帮助赵威介绍高利贷的朋友当时在场，再 谈起此事，唏嘘不已。“长期借款的利息稍低，月息3到7分不等，最可怕的是短期拆解，每天利息算起来一年要翻六七倍甚至十几倍，这还不包括如到期不还利息再翻倍的计算，简直如吸血一般。” 一叶知秋。这些只是高利贷的“买单者”，在整个高利贷链条之中，还包括提供放贷资金的出借人，为高利贷寻找下家的中间人，为借款担保或互保的担保人，每一个参与者都扮演着一种或者多重身份。 在这张盘根错节的大网中，有普通民众，有银行，有以资金合作社、基金会、担保公司为名的各色机构，有企业主，也有政府官员和黑势力。
崩盘信号已来临 高利贷崩盘，这在苏北已然不是新闻，从2010年以来，苏北各地高利贷大户跑路而引起的连锁崩盘事件便频见报端。 “不仅是其他地方，盐城逃跑的人也越来越多，”盐城当地一位资金合作社的老板表示，“形势越来越严峻，生意也越来越难做。”
他向记者介绍，盐城地区放贷主要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个人人脉关系为核心，通过相互介绍或亲戚朋友放贷给熟悉的人，利息自行约定，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资金或从亲戚朋友处拆解而来。另一种是由资金合作社或担保公司为中间平台，向民间集资再放给有需要的人，一般从民间借款的利率为八到十个百分点，多的有十几，放出去的利率30%左右，“盐城地区这样各种名目的放贷公司已经数不清楚有多少家，仅仅一个镇上就有100多家。” “几年前，借钱还是件容易的事情，一般只要是社会上能叫出名号的人签个字就能借到，资金流也比较充裕，但随着经济形势的紧张和利息的水涨船高，跑路的人从三年前开始越来越多，现在想要借钱必须有完整的抵押或担保手续，现在敢放贷的人要么有黑社会撑腰，要么有比较硬的政府背景。这三年内放出去的钱，很少听说有能回得来的。”该老板告诉记者。
就在一年前，盐城市亭湖区江苏蓉成投资集团的老总顾意因向盐城周边多个地区民众吸储而被捕，在盐城业内引发了一场地震，在他之前，盐城多个参与高利贷和吸收公众存款的老板都相继跑路。 崩盘的警示信号早已响起。“除了普通民众和放贷机构，各大银行也首当其冲。”盐城当地一位银行人士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由于审查不严和银行与贷款人或贷款机构存在的‘灰色合作’，为数众多的商业贷款流向了高利贷领域，不少人从银行拿到贷款后都会选择以更高的利息放出去。”
这一说法在郭宗宏一案中也得到了佐证，据检察院调取的证据显示，几乎在谭胜东借款出去的同时，谭胜东于盐城四家银行进行了商业贷款，数额居然与借款金额几乎一致。对此，查案的有关人士认为，贷款人的这一行为涉嫌高利转贷罪。但法院在审理该案件过程中认为，谭胜东放高利贷是事实，但是谭胜东向银行贷款是用于正常经营，而放高利贷的钱是来自谭胜东的经营收入。
面对日渐严峻的形势，监管在哪里——这是或许更多人想问的问题。 因宏观调控，银行信贷投放紧缩，一些企业投身民间借贷市场融资，加之银行、国企、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及其他民间机构和个人的推波助澜，在个别地区形成了“全民放贷”困局。但现实却是，由于缺乏监管法律依据，使监管陷入尴尬的两难局面：一方面，监管主体不明确，造成了民间借贷放任自流，使民间借贷暴利及其他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抑制。另一方面，机构审批混乱，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农资合作社等等分属不同主管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形成了对民间借贷方式、利率的监管真空。
“在这样的市场氛围下，公安机关也不可能把所有参与放高利贷的全抓起来吧，尤其是放贷个人，这不是仅仅靠开几次加强打击力度的会议、组织几次专项行动便能根除的。最终问题还是要抛回给政府。”这是在当地采访过程中，一位司法机关人士倒出的苦水。 本刊记者将进一步关注有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