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房的存在以及学位房热潮，恰恰表明政府未能履行法律规定的责任。”熊丙奇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分析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曾做出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化的改革，但效果差强人意。上世纪90年代，中小学办学体制曾经非常活跃，但那一轮改革是在教育资源不足的背景下，以学校转制、经营创收为主要特点的。2006年起按教育部要求加以整顿和规范之后，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逐渐沉寂。近年来，一些地方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实践多为建立家长委员会，这固然是必要的，但并非最核心的内容。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称，教育资源的非均衡配置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厉以宁表示，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造成就业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以及一系列生活的不平等、下一代的不平等，久而久之，形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凝固化，形成了职业的世袭化。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
熊丙奇建议，政府部门应该改变“锦标主义”办教育思维，在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上以均衡为首要任务，采取可行的均衡教育资源的途径。
这其中，重中之重，是应切实加大教育投入。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4%。但直到2012年，才实现这个目标。
熊丙奇说：“不加大教育投入的义务教育均衡，要么是贴标签式的表面上的均衡，择校‘暗流’依然涌动;要么是‘削峰填谷’而不是‘保峰补谷’，最后难以为继。”
其次，应加大教育经费统筹力度，改变资源配置模式，盘活区域内的教育资源，用政府之力统筹区域内中小学教师的待遇，确保各校办学条件、办学质量大致一致。扩大名校招生范围与数量，用名校去扶持薄弱学校，带动薄弱学校，这是均衡教育资源的辅助手段，而不应是主要手段。
“而至于这所学校怎么办，家长怎样选择学校，这属于学校办学自主权和家长自主选择权。在每所学校的办学条件均大致一致的情形下，学校有差异，但主要是特色差异而非基本质量差异;受教育者有选择，但不是单一的选择所谓‘优质’学校，而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个性学校。”熊丙奇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邱妮、严丰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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