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单位是否也参加转制?”作为北京科技报社参与转制工作的工作人员，北京科技报副总编辑王良良与本报记者的对话就是以这样的询问展开的，言语间无不传递着其对转制工作的热切关注。
从“科学小报”到今日的“科技生活”
王良良告诉记者，为顺应中央和北京市的转制大趋势，所有报刊单位都在迫切期待着转制工作能够顺利展开，而在每家媒体存在转制面临的共性问题的同时，也或多或少有着自身独有的特性。
北京科技报社正是这些共性与特性并存的个体。据王良良介绍，《北京科技报》创刊于1954年3月，由北京市科协主管，原称“科学小报”，时属科协内部发行资料，在“文革”时期停刊，直到1977年复刊，更名为“北京科技报”。
作为中国第一家科技报纸，其立志“打造中国人自己的科技生活”的办报理念也促使其成为了当前国内唯一一家在零售市场上有售的科技报纸。
然而，这样的一家报纸也曾经走到经营绝境。
“一直到2003年年底，报社就再也经营不下去了，也正因为这个契机，报社才于2004年1月与北京青年报社签署了合作协议，至今形成了由北京市科协主管、北京青年报主办的经营局面。”王良良告诉记者，当时与“北青”合作后，“北青”带来了3000万元投资资金，由此也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发展，但是由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其占有市场的份额一直在下降。
王良良坦言，当前报社的经营状况也只是游离在亏损经营的边缘，但经过多年摸索与实践，报社已然形成了“通过政府渠道做市场”的经营模式，即利用报社坐拥的北京市科协的资源渠道与传统市场经营渠道相结合，实现“两路并进”。
对于当前举国推进的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做法，王良良认为，对于报社自身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如果能够把握好，必将获得巨大发展。
“在转制过程中肯定会有一批报刊社真正地走向市场，在原有的市场空间还在的情况下，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填补市场空间的机会。”王良良表示，作为科普类的专业报刊，《北京科技报》作为“打造中国科技媒体第一”的目标还未实现，亟待通过本次转制走上适应市场化的道路，进而推动报纸理念的实现。
转制工作的进展情况
实际上，与绝大多数参与本次转制工作的报刊社一样，方案的制定也是北京科技报社的关键核心问题。
谈及当前转制工作的进展，王良良告诉记者，因为北京科技报社特殊的主管主办关系，方案制定必须与主管主办单位协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转制工作停留在方案的修订和不断完善阶段。
“与方案制定一样，有关主管主办和出资人关系的问题也是各方普遍关注的焦点。”王良良告诉记者，相较于几种转企模式，北京科技报社更倾向于转成“股份制公司”，但这还有待于接下来的清产核资工作和方案中对主管主办和出资人关系的明确。
据了解，对于出资人的界定，也是所有参与本次“转企改制”的首都报刊社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此，各报刊负责人也曾多次与工商部门进行沟通，确定究竟如何界定才可以顺利操作转制程序。
曾多次参与对工商部门沟通的王良良告诉记者，本次转制有个不可逾越的“红线”，就是明确提出了“民营资本和外资不能注资到采编系统内”的要求，而围绕出资人的界定也是当前诸多工作“受困”的症结所在。
“与工商部门沟通的结果都集中在了10月17日召开的北京市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工作动员会资料上。”王良良说，资料上注明的“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确保党对报刊出版单位的领导和出版导向的正确”的描述实际上就是预示着还将有新的政策出台。
此外，在王良良看来，“转企改制”过程中的人员安置问题与转制工作推进意义相当，他认为，“转企改制”的人员安置是保护员工切身利益的大事，如何通过政策落实保证原有员工，特别是老员工的待遇福利问题，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而对于北京市提出的“2012年9月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任务时间表，王良良对记者直言，时间确实有些紧张，时间紧、任务重，很多事情都还待协商之后，集思广益才能最终确定，与此同时各方还在一直期待着政府对这次“转企改制”出台新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