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称，自己一直在外做板材生意，偶尔回村一趟，正遇上钢厂和村民相持不下之时，于是出面调停。他读过初中，在他那个年纪，在村中已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他的两个女儿目前都在城市工作，大女儿是教师，小女儿在法院，算是体面人家，因此他在村里说话有点分量。
戴回忆，自己代表村民跟时任本村村支书刘元乾谈话，提出要求将村庄整体搬迁的方案，对方代表华西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村民们消停过后，村里并未按章行事。
这次事件后不久，戴本人便被安排到华西集团工作，因为板材生意清淡，他接受了这份远在河北唐山的外放工作，年收入两万左右。戴认为，华西村当时就看到了他的号召力，所以把他“流放到千里之外”。2009年6月，戴换了一份在北京的工作，为同村民营老板查解恩请戴打工，年薪4万元。
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戴进兴与华西村的矛盾尖锐起来。
去年，由于煤灰污染问题，村民们要求煤场停止作业。在交涉无果后，戴进兴带领村民摔坏了煤场办公室里电脑的显示屏，还安排了村里的几个老人，在煤场门口静坐拦路。
就在今年3月份，他还写了一份《告全村老年同胞书》，征集到了本村165位老人的签名，去镇政府请愿，原因是“江阴市政府自2005年起向全市11.3万老年人发放新农保养老金， 至今已6年来，周边村的老年人并未领到那张商储卡”。三个月后，戴又致信江苏省政府，要求派员调查此事。
对于“老年人权益不容侵犯”这一诉求，吴仁宝称其“煽动性极强”。他称，华西村给予老年人的保养金每月为150元，不低于市政府的120元。不过，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服戴进兴，戴认为，目前周边村民从华西村获得的福利待遇，来源于他们作为农民出让的土地利益，但是华西村取消了他们享受政府福利的权利。
不过，戴的反驳已经不那么重要。在村庆五十周年的荣光过后，10月底，华西村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周边村职工会议，每天1000人，因为这次村庆“胜利闭幕，邪气暴露”，职工们除了要学习老书记的署名文章《“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还要观看歌舞剧《地利人和》、锡剧《安居乐业》来加深认识，目的是“明白正确的价值取向，懂得和谐的真正内涵”。
据参与会议的人说，会议结束后，华西村还给每个参会人员发了5只螃蟹和5个鸡蛋。会议纪要显示，周丽在会上解释，螃蟹的含义是“有些人横行霸道，目无法纪，对付他就要断其跑腿”。周还暗示螃蟹另有其人，因为戴进兴也只是“毛手毛脚，大钳都轮不上”。
鸡蛋则代表了至少传5代的美好含义，华西村希望大家要以村庆为契机，“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不要轻易受蛊惑，被煽动”。
夭折的“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
戴进兴曾想过上访。去年，借工作之机，他抽空去国家信访办门口转了转，还掏10块钱买了一本《上访通讯录》。
在得出上访“没用”的结论后，他又跑去咨询北京的律师，由此产生了在周边村成立“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想法。他称，去年下半年，自己开始联络维权同伴“七零”，张罗此事。
“七零”是华西三村村民王玉虎的外号。综合华西三村多名村民的说法，去年8月18日，因为不满华西村为“被征地农民办城保”，华西三村数千村民聚集在当地的“钢铁大桥”上，周边村村民闻风而至，导致了村民和联防队员的肢体冲突。因为在之前的村民会议中比较积极，“8·18”事件后，王玉虎被要求每天去派出所报到，由此也成为周边村著名的“反对派”。
王玉虎称，自己反对的理由很单纯，因为加入华西村后，他的生活明显倒退了。
王的一双儿女都在上中学，负担很重。早在2005年，华西村以每平方米275元的价钱收购了他的宅基地，他的二层小楼作价只有6.5万元，随即他搬进了华西村在周边村兴建的公寓房，公寓房没有产权，每平方米要750元，车库每平方米1050元，王称一来一去，他倒欠华西村几万元，每年还要付五厘利息。
这种情况在周边村几乎是常态。在辗转腾挪间，华西村成了不少村民的债权人。村民们称，他们的土地以每亩1500元的价格被华西村租用，每年的土地流转经费用于他们的生活保障，每年每人300斤大米、再加350元的补贴，不过，但每到年底分红时，总会有不少村民们领不到现金补贴，因为这些钱扣利息还不够。
对此，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回应称，“不是购买农民的宅基地，而是旧房拆迁，至于为什么要扣钱，是本着公平的原则，因为有些人欠钱不还，不过，这并不说明华西村没有人情味，有些村民房子塌了，生病没钱治疗，华西村也会帮他们。”
王玉虎认为，“反对派”在大华西还是很有民意基础的。在戴找到他后，他又联络了本村村民李建(化名)等人以及四村村民赵栋梁，后者曾为了土地问题去北京上访。
虽然协会还没成立，这几个人已经成为“默认会员”。戴进兴称，协会密集地“宣扬党的政策”，是从今年8月末开始的。他先是在村里分发单张的传单，号召老年人“拿起法律武器”，“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或者脚踏小三轮”，去索讨市政府发放的养老金。
公安局和村领导循着传单，找到戴进兴。戴称，当时在场的有个江阴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徐队”，答应他回去了解养老金的具体情况。在迟迟得不到对方的答复后，他才加强了“宣传力度”，写出了《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由其他兄弟们帮着他分发。
在这些“反对派”中，王玉虎被公认为最积极的人。大家津津乐道他的“勇敢”：骑着电动车，走村串巷，往每家每户塞小册子，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还一度怀揣菜刀。
王说，“老戴指控‘统治者’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为失地农民办城保是阴谋这些观点，说到我心窝里去了”。
不过，吴仁宝却坚信自己深受群众的爱戴。他在《江阴日报》上回应称，办理“城保”，是大多数村民的民意，是惠民的阳谋，在华西一、二、三村，要办“城保”的民意达到了91.6%，在三村，还有部分村民表示“不要城保要仁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