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透露，包括他在内的浙商团早在2009年就开始调研国内棉花市场了。他们到新疆棉农的种植基地，了解他们的产出情况。以2010年初国内的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为触发点，他们开始筹集大量资金潜入棉花期货领域，至2010年11月的农产品和金属市场大跌前，陆续获利出场。
“低迷一段时间又如何呢？”曾经2010年5月的房地产调控中险些崩盘的一浙江开发商透露，他在黄山开发的一个楼盘，当时和银行谈好的500万开发贷，突然中止了。他马上到台州去推介融资，一个月没到，就收到近1000万购房款，而且还不需要利息，“融资速度抵得上高铁了。”
2010年，浙江资本通过各地的商会组织，与区域外的对流由此出现异常的活跃，温州区域则是一个比较典型性的标本。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民间金融活跃指数”监测报告显示，2010年的前三个季度，区域内的民间金融交易样本的规模根据样本粗略估算大致为800亿元。这个数据，虽然相对保守，但较之三年前同样测算模式下的600亿，增加了200亿。而且，通过对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个体借贷者等综合监测所得的利率已超过23%。
“个人借给企业的占比越来越大了。”参与调查的人行温州中心支行人士透露。
“产业资金转向房地产投资的说法不是完全正确的。”温州民间资本服务中心人士认为，其实，很多实业领域的资本都横跨投资、金融领域，“而他们的资金原本就是互通的。”
“实业不景气的时候，更需要资本投入提升品牌竞争力。”同时涉足制造业、创投领域的林阿信告诉记者，“不应该就这么简单地解读为产业资本转移。”
“狂躁”借贷
凶猛的浙商资本逐利而居，但政策之水，既能将其变为寸土寸金的聚宝盆，也可以将其变为一湾泽国的价值洼地。
这种趋势中，不和谐的因素也在滋长。一场“地毯式”打击非法民间借贷的风暴正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掀起。
“房地产调控，工厂被限电，物价又在猛涨，我们的资金该怎么去保值增值？”一名吴姓人士在警方审讯中诉苦。
引发这场风暴的，就是宁海县最近爆发出的民间借贷组织——“日日会”，已有118名会头、牵涉到近千民众，其中838名会员已经投案自首。
不仅宁海如此，浙江的温州、台州、义乌、丽水等等，均都非法集资的案件发生，且呈递增趋势。
以台州市天台县人民法院为例，今年至10月份，就审结了500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法院的相关经办人士透露，民间借贷有的月利率已达4%甚至5%，年利率为48%到60%。
另外，法院人士进一步总结，民间借贷的放贷人除有少量闲钱的中产阶层外，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由实体经济退出的企业主；二是由股市退出的投资者；三是近期由房市退出的投资者。
“需要监管部门的引导，而不是打击。”浙江的PE界人士林阿信等人强调了当地的民间资金市场应“疏”重于“堵”，而资金获利则是天性，无可厚非。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这一被称为非公经济“新36条”的文件，露了一丝曙光。
“新36条”对改善这种民间资本投资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新开放的垄断领域能否真正赢得民营资本的信赖，并引导民营资本化蛹为蝶？
“现在的方向，还是比较迷茫。”林阿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