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非洲国家的‘反华’行为也不同。南非反华情绪很少见。但在安哥拉等国家，携带和拥有大量现金的中国人往往成为犯罪分子和腐败的政府官员的目标；在赞比亚、莱索托和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里，当地人认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夺去了当地人的生意和工作岗位，这些非洲国家的反华情绪在逐渐上升。”南非罗德斯大学社会学院高级研究员Yoon Jung Park在采访中表示。
就中国企业而言，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也仍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南非建筑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国建筑企业基本上不使用当地的任何东西，无论是人工还是物资，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从本国进口。“而欧洲企业就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图本地化，而且培训雇佣当地员工。”他表示。
中国企业有自己的苦衷：比起非洲员工来说，中国员工更加勤劳、肯干；非洲教育基础薄弱，中国企业很难在当地招募到合格员工；许多非洲国家缺乏资源、运输网络薄弱，这也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在当地购买物资的成本，比如20万吨水泥从中国到安哥拉的到岸价竟仍略低于南非产的水泥到岸价。
“因为我们的需求量极大，为了保证需求，我们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关系更密切的中国供应商。”一名在安哥拉的中国建筑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但无论如何，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是非洲各国政府最忧虑也最重视的两项课题。马丁·戴维斯提醒说，“在非洲，最大的投资风险是社会风险。”
贫富差异、高失业率都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一旦点燃，中国投资常常被一些当地政客当作替罪羊。
南部非洲更倾向国企投资
“如果用黑和白来评价中国对非洲投资的作用，我会说白色。”南部非洲发展银行执行副主席泰德斯（Admassu Tadesse）总结说。
南非政府于1983年成立南部非洲发展银行，作为区域性的援助机构。今年8月，该机构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一起向赞比亚的电力项目提供了4.3亿美元的贷款。这是南部非洲发展银行和中国的第一项基建合作。
在泰德斯看来，非洲投资市场远没有到“拥挤”的程度，中国的进入可以帮助完成对非洲更多的援助，中国企业需要注意的是，投资的社会效益。
泰德斯说，他表示南部非洲发展银行更倾向于和规模较大的中国国有企业合作，因为这些企业并不仅着眼于短期的投资回报，也会看重投资对当地的效益。
帕塔拉斯从中方得到的反馈也一样，她已经接触了进出口银行、中非发展基金和建设银行等中国企业在南非的代表，向他们介绍她的“效应投资”计划。“反馈很积极，他们都想做正确的事。”帕塔拉斯告诉记者。
早在197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达国家就公开做出承诺，将拿出不低于GDP的0.7%的金额用于对外援助，但这个承诺从来没有被百分之百地完成。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把目光放在中国身上，希望中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南非北部的林波波省，是南非最贫穷的省份之一。中国中钢集团在那里和林波波省的北方公司建立了ASA铬矿的合资项目。“当地人瞅到我手里的名片印着中钢集团的标志时，他们立刻问我能不能替他们介绍工作。”一个刚从当地采访归来的中国记者这样说。
（本报记者参加了南非金山大学新闻学院的中国非洲记者培训考察项目，在南非完成了此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