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试点布局来看，东中西均有，是否还会再批复新试点？如果试点遍地开花，那么试点意义是否还存在？
本报记者从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处了解到，实质上，综改试点和近些年获批的区域性规划有两个方面不同。
首先，综改试点需要制定三年实施计划，上报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对照计划，每年国家发改委要有相关“检查和督促”。
“每年的进展情况，我们都要向国务院报告。”一位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对记者透露，根据每年各个综改试点地区的改革情况，会有内部评比，比如“去年肯定了浦东做得好，今年肯定了成都”。
其次，和区域性规划不同的是，综改试验区还承担着“通过改革试验，最后得到一个制度创新内容，在面上进行推广，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的任务。
据本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目前决策层认可了成渝两地的在“城乡统筹”方面进行的改革举措，并有意在全国推广——出台国家层面的实现城乡统筹的指导意见，该意见的基础就是成都等地的改革经验。
“体制改革是啃硬骨头，做起来很难。一旦戴上了帽子，就要求真的做出实质性的体制突破。”前述发改委人士表示，正因为此，发改委等部门批复新的综改试验区时相对比较谨慎。
利益格局深度调整还要走多久？
从渐进式改革的路径来看，以稳定为核心的中央放权和地方探索之路，是长期话题。以“特区”为主要特点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下一步，“综合体制”改革，还需要走多久？
显然，综改试验区5年的探路时间只是起步。改革越是接近重大利益格局调整，相关博弈也会更激烈和更隐秘。
“离综改目标完成还有很长的路，很多权限还紧紧握在国家层面。”某综改试点发改委有关人士对记者表示，尽管戴上了试点“帽子”，但试点地区想要获得更多探索权，还需要和中央职能部门不断“沟通和打磨”。
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机制，试点地区的个别探索，并不容易打开局面。如武汉和长株潭“两型社会”的试点方案中提出，探索有利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如探索排污权交易。
尽管武汉在2007年3月就试验了首例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污权交易，但到目前为止，交易还仅限于示范阶段，尚未全面实施。其面临的障碍包括“缺乏稳定的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预期、行政减排替代市场减排、环境监管能力弱”，而这类问题在一个行政区域内是无法单独解决，需要出台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深圳这个新老特区兼具的改革试点面前。
2009年，国家发改委“促进非公经济发展”调研组到深圳调研“事业单位”改革时看到，深圳只有一所正规（国家承认学历）大学，和一所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很多大企业愿意投资办教育，外资也愿意投资办教育。”一位当地有关人士对调研组表示，但国家整体的教育体制还未破题，地方很难单独突破。
“国家制度不突破，地方上很难有真正的创新。”一位地方发改委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放权”的过程很缓慢，地方上做得更多的是增量改革，存量体制改革很难真正破题，尤其在财税、金融、土地、行政管理体制方面。
此外，地方政府官员的改革能力，也左右着综改试点离目标的远近。
“我们可能得益于早期改革积累和领导班子长期稳定。”成都一位当地熟悉政情的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成都之所以敢动改革的“真刀子”，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一是成都从2003年起就开始实施“城乡统筹”，增量的内容（如医保、养老城乡一体化等）都基本上完成了，给了“帽子”之后就自然会触及到更深层面的“体制改革”领域。
“主要领导班子相对稳定，政策能够稳定执行下去。”该人士分析，从2003年到现在，成都市市委书记李春城和市长葛红林一直是“两搭档”，而近些年，成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都在围绕城乡统筹展开。
综改试验区重在“综合改革”，改革的关联性、综合性、配套性增强，每一项改革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才能进行。
“其中最核心一条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发改委系统专家分析称，目前其他改革都纠结在这一改革领域上难以突围，“试点如要达到综改的预期目标，首先要把此领域作为突破口”。
“希望上海浦东、深圳等发达地区的新特区能探出一条路来。”上述专家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