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深圳金融稳健、财政没欠债，成了全国榜样，其公共财政政策推往内地。至此，深圳力推高新技术、金融业等第三产业，成为全国最大的财富管理中心，其共同基金规模2006年已占据全国基金总规模的半壁江山，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大中华圈内最具活力（与上海、香港、台北等地交易所相比），中小企业板的开设使深圳成为全国中小企业、成长型企业、高科技企业的融资中心，以交易所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初现雏形。
活跃的深圳金融市场，对香港形成倒吸之势。曾荫权特首在竞选中，首次提出了与深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底，香港立法会议员李保国召集香港金融界的专家，研究提出“行动纲领80条”（简称为“80条”），以与内地金融市场建立“互补、互助、互动”为出发点，首选深圳金融界。
2007年6月26日，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主任陈德霖（时任香港智经研究中心主席）拜访深圳市长，就共建港深大都会研究交换意见。其后，成立了由陈应春副市长为组长的专题研究小组，拿出了一份深港合作详细方案。2010年1月24日，广东接过这一方案，研究制定《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最终于4月7日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框架协议”)，形成珠三角和香港的金融融合。
第三轮：制度融合
“现在回过来想，我们的指导思想有点急功近利。”罗小朋说。
产业和金融的融合，带动了中国东西部这一波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劳动力转移现象。罗回顾，当时他给中央写过一份建议，提议不要强调劳动标准。认为农民工和国营用工不同，应淡化福利，强调纯粹的雇佣工资，避免国营企业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本位主义化的弊病，把劳动者看成纯粹的经济成本。罗称，这是当时普遍的思考水准，忽略了长远后果，对今后长期发展埋下负面因素。
当时的想法是“先建设，后吃饭”，有机会主义倾向。尤其是，从来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的世界工厂能到达如此大的规模，一个大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如此之大，就经济学理来说完全不可思议。尤其是广东，没想到能容纳如此巨大的外地民工，这种农民工制度是全球所独有的。
罗小朋说，这种全球独有的农民工制度，呼唤双层集体谈判机制。一个是劳资之间的谈判，另一个是劳工输入地政府和输出地政府的谈判。简单要求这么一个巨大利益群体采用理性方法表达自己的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要有思想准备。
以四川为例，目前该省农民工数量达1978.97万人，其中1123.01万输入外地。2005年2月，成都市总工会连续与浙江宁波、杭州、温州、义乌等地签订了《城市际间工会维权合作协议》，约定缔约双方工会均为彼此间农民工维权提供协助。协议签订数日内6000多份用工信息订单也投向了成都。半年后，四川省总工会提出，由省级工会出面，与川籍农民工主要输入地省份签订《省际工会联动维权合作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为：推进乡村工会组建，实现输入输出地农民工会员接转；实现劳务输出与对应的法律、职业技能培训；明确双方互为输入本区的农民工实施维权；共建信息通道，做好维稳工作。
罗小朋分析，当前工会异地维权的态势表明，地方之间的利益互动已成现实。如果两边谈不拢，可以由中央居中调节。这是重复的多次博弈，促成东西部平衡转型，过去西部输出劳力，现在东部输出资本。
“这种劳动力利益互动态势，已经影响到香港。”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段毅告诉本报记者，我国的劳动法，无论在教学还是实践层面，实际上来源于香港的雇佣条例。但今年5月以来珠三角的提薪浪潮，也影响了香港的劳资关系和议会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