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同一天，北京四幅住宅地块均以低溢价率成交，其中顺义马坡地块因报价低于底价而流拍。
“目前密集出台的政策主要打压住宅市场的投资需求，而上海市政府推出大量与民生关系并不紧密的商用土地，与政策不抵触。”台湾房地产政策研究学会秘书长蔡为民分析称，上海此次批量供应的土地，从地块数量来看，商用项目占七成以上；从面积来看，占总规模六成左右。一旦开发商追捧商用，可在税收项目上为政府带来除土地出让金外的收入。
不过，这些待价而沽的商用地块，前景也不尽光明。
2008年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一直呈现“商住倒挂”现象，即商品住宅的售价往往超过同一地段的写字楼售价。
易居中国－克而瑞高级分析师傅琦曾告诉本刊记者，目前上海商业地产市场已趋于饱和，政府大量推商业用地，会造成短期内商业地产的供过于求，甚至需要五年左右的市场消化期。开发商也很清楚，商业地产并非所有人都能染指，它需要专业经验和团队，开发风险较高。这些商用地块一旦直接公告出让，流标可能性一样会存在。
即使是被追捧的住宅用地中，崇明、金山等远郊地块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开发商对这些等级较低的土地兴趣不浓。旭辉集团的一位土地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此前上述区域楼市的价格已被投资性需求炒高，在政策重拳调控中会首当其冲下跌；而目前这些区域的土地价格尚未正式回落，因此在高位买进所谓“城市副中心”的土地风险较大。
除前期成功融资的开发商外，大部分开发商拿地尤为谨慎。4月，全国十大开发商的购地支出约42亿元，是近12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而自2月末以来，复地、华润、金地、绿城及雅居乐均已暂停拿地。
“勾地制”两面手
“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向中央表态，另一方面要在低迷时期采取非常措施避免流标。”房地产评论员蔡为民分析称，在这个敏感时期，采用“勾地制”是一举两得的做法。
就目前情况看，在上海，每块拟出让土地须有三名意向购买者，才会真正拿出来出让。
方方地产咨询机构总经理赵豫川认为，与以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饿地”政策相比，批量供应土地和“勾地”两个政策搭配推出，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强化决策，避免盲目抢地的情况发生，有利于土地交易更加趋于理性和健康；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对土地流拍的后顾之忧。
“勾地制”缘起香港，虽然内地版的“勾地”在操作上与香港有细微不同，但其影响可资参考：1997年，香港受金融危机冲击，楼市泡沫破灭，陷入低迷，开发商停止购地，地价一泻千里，香港政府担心土地被“贱卖”，便暂停了“卖地”转而采用“勾地”。
据蔡为民介绍，香港在1999年采用保证土地交易的“勾地”制度后，楼市开始迅速回暖，地价房价一路飙升，豪宅方面的房价迅速翻了2倍-3倍，而普通住宅价格则迅速回复至1997年的八成水平。因此，蔡为民认为“勾地”这个形式对土地拥有者来说，利好更大。
但是，仅“勾地”仅仅是土地出让在形式上的一种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现实中的困境。上海市房地产经济学会副会长印堃华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一条死胡同，政府必须要采取措施面对失控的高房价，但是又不愿意看到土地财政收入的减少，因此，无论是什么形式都是治标不治本。”而一旦房价下跌30%的悲观预期成真，土地价格下跌的幅度将更深。
多位房企的投资部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勾地”对地价的影响不会太明显，他们反而更担心，“勾地模式”中的评标环节透明度，以及尚不确定的政策走向。就在去年，上海市黄浦区两幅大标的商业用地8-1地块和163地块曾试水“勾地模式”，但因流程繁杂、评标过程不透明而饱受诟病。
探路保有税？
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数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亿元，同比增长43.2%。地方政府本级收入总额为32581亿元，土地出让收入占比接近43.7％，成为地方财政不折不扣的“顶梁柱”。
由于存在“资产（土地）价格上升─抵押品价格上升─信贷扩张”的正反馈机制，一旦此次调控遏制住土地价格上升势头，则地方政府撬动信贷资源并扩张投资的能力将受到极大限制。
从1998年算起，国内土地市场最大的调整是在金融危机弥漫的2008年，其标志就是土地频现流拍，地价屡被“腰斩”。
“饿地政策”终结、“勾地制”的推出，显然是地方政府短期维稳房地产市场的对冲策略，而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化解土地财政和高地价、高房价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需要寻找另外一张“长期饭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