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遭质疑 监管风声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保罗·克鲁格曼在谈及高盛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说，许多人把焦点放在金融机构贪婪和监管制度缺失上，忽视了造成金融市场乱象的重要一环——评级机构及其信誉度。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２７日、２８日两天内相继下调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信用评级后，欧洲经济学家也开始质疑评级机构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的“推手”作用。
规范评级机构，切断利益关联，也是美国国会力推的金融监管法案要点之一。
连番下调
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公司２８日下调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这是过去两年来标准普尔第二次调低西班牙信用评级。
前一天，标准普尔下调希腊和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其中希腊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落入“垃圾级”，标志着希腊债务危机发展至关键节点。
另外两家主要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尚未对西班牙主权信用定级采取行动。
而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率先“发难”的是惠誉公司。
惠誉去年１２月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Ａ－”降为“ＢＢＢ＋”，前景展望为负面。这是希腊信用级别在之前１０年中首次跌落到Ａ级以下，引爆希腊债务危机。
今年４月９日，惠誉再次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两个级别至ＢＢＢ-。希腊债务危机加剧。
遭到质疑
标准普尔解释下调原因时说，西班牙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可能长期存在，给财政预算带来不利影响。
不过，欧洲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质疑评级机构在债务危机中推波助澜。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西尔万·布鲁瓦耶２８日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他认为评级机构的“顺周期”做法使希腊债务危机出现恶性循环。
他说，评级机构下调评级是对希腊国债市场此前大幅下跌的反应，如今又成为债市进一步下跌的原因。
以葡萄牙为例，受２７日“降级”消息刺激，葡萄牙国债收益率与作为欧元区基准的德国同期国债的利差升高至２６０个基点，创１９９７年以来最高利差纪录。
而国债收益率大幅提高，意味着葡萄牙融资成本骤然攀升，进一步促发市场对其债务偿还前景的担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法国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２８日呼吁，公众不要“过于相信”信用评级机构的判断。
他说，评级机构所作评估只是反馈了他们在市场中收集的信息，“即使他们的话有作用，也不应过于相信”。
利益冲突
针对欧洲人的质疑，标准普尔辩称，宣布下调评级的时机没有问题。标准普尔公司驻英国伦敦的新闻办公室负责人马丁·威恩说，如果评级结果对市场产生影响，那是因为投资者相信这些结果。
不过，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三大评级机构的“信誉度”正在经受考验。随着类似高盛案的华尔街丑闻不断曝光，评级机构在金融衍生品评级上的利益冲突问题日渐暴露在公众面前。
美国国会参议院上周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标准普尔和穆迪在对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衍生品抵押债务权证（ＣＤＯ）评级时，受到付费一方投资者的不当影响。
这份报告援引了标普公司一名员工的邮件内容。这名员工在信中说，为避免丧失客户，有必要开会谈论调整针对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评级标准。另一份通信中，他抱怨，“为确保市场份额，不得不粉饰次级和次优级抵押贷款”。
外界普遍认为，基于次贷的ＣＤＯ及华尔街创新的合成ＣＤＯ极度放大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破坏力。
英国《金融时报》２９日报道，绝大多数ＣＤＯ当初出售时获评最高的ＡＡＡ评级，但现在已丧失大部分价值。尽管如此，只要这些ＣＤＯ没有进入最后清盘，评级机构至今仍在收取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年度服务费，而另一方面，这些产品的多数投资者已经血本无归。
纳入监管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２６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揭露”评级机构。
他说，评级机构诞生之初是市场研究机构，立足于向投资者售卖研究报告和市场评估意见，但后来开始“变味”，沦为受雇于发债方、为债券提供“信用公证”的服务商，不可避免出现利益冲突。
克鲁格曼呼吁从根本改变评级机构的激励机制。他建议参考纽约大学两名教授所提方案，即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而不是发债方来决定由哪家评级公司负责评级。
美国政府官员说，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就希望通过立法彻底割断评级机构与客户之间的利益关系。
美国国会众议院去年１２月通过一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其中一项措施提出，把信用评级机构置于证券和交易委员会监管之下。
国会参议院正在审议的金融监管议案中，提出在证交会下设信用评级机构办公室，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议案说，“评级机构把自己视为独立研究和深入信用分析的提供者，但在这场危机中，它们不仅没有帮助人们更好了解风险，还未能对隐藏在复杂金融工具内的风险提出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