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周刊记者 张宇 侯斐
茅于轼(前亚洲开发银行顾问、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发展服务业以扩大就业
袁钢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搞大型基建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
股市历来是反映经济变化的晴雨表，11月10日国务院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后，A股从1664点的新低反弹至2000点附近。但是这4万亿能够在2009年挽救中国经济于颓势之中吗？
与当初推出4万亿方案时投资者的欢欣鼓舞不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更多了一份冷静的思考。“如果继续实行紧缩货币政策，中国就会重蹈1998年大规模基建的覆辙，GDP恐怕连8%都难保！”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生气地说。前亚洲开发银行顾问、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则直截了当地评价说，“低效之极！”。
大量失业将引发社会问题
“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不是GDP掉下来。GDP掉就让它掉去吧，最重要的是解决失业问题！”茅于轼先分析了危机的关键。
11月22日上午，他刚刚在新时代管理讲堂讲完择优分配理论。在讲课的间隙，茅老又用这个理论给《红周刊》记者分析了4万亿怎样最优分配。“这钱要花就花在能创造就业的行业上面。失业人数减少了，你还害怕什么危机嘛！”对4万亿投资于基建，这位年近8旬的经济学家不以为然。
在这点上，袁钢明与茅于轼观点一致。他认为失业问题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更对拉动内需毫无帮助。“美国的凯恩斯在经济萧条时曾经在广播上演说，号召‘主妇们，提上你们的菜篮子去买东西吧！’同时政府也积极配合，发购物券以扩大消费。但是中国呢？中国人口一年就增长1500万人，而经济增长提供的就业岗位远低于这个数字！”
“2008年1~9月份，中国经济增长9%，但是这个速度只能保证经济正常的增长，不致发生严重的失业现象。如果未来经济增长低于这个幅度，就会立即新增加失业200万人口。中国失业工人现在起码有1000万人，这还仅指失业登记表上的。如果增长速度低于10%，大量的流民就会增加。其实，国务院刺激经济的10项措施早在11月5日就做出决定了，为何推到9日才宣布？因为8日深圳搞了一次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如果没有这个事件，说不定这10项措施就不会宣布出来了。这说明对就业问题政府是深入思考过的——没有就业带来持续的购买力，拉动内需从何谈起？”11月30日下午，在搜狐“与不确定时代共存”论坛结束后，袁钢明接受了《红周刊》及港媒的采访。
大搞基建不是最优分配
正因为茅于轼与袁钢明两人在失业问题上的一致观点，所以，对于国家把4万亿投入基建的做法，两人都不赞成。
在茅于轼眼中，把4万亿完全投资于基建那是下策中的下策：“投入基础设施很无效！因为投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创造太多就业。比如说，修一条地铁投资50亿元，能提供2000人就业就已经不错了。而修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核电站这些都一样，无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更何况，现在中国的基础建设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算是第一了。除了铁路发展不够快、制约运力以外，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些过头了。1997~1998年那两年的投资热潮中修的好多铁路、公路现在都没车跑。所以，把4万亿都投入大型基建不是最优的分配。”
“大搞基建是朱镕基时代的典型特点，这次又当宝贝捡起来了。不过我敢说，过不了多久这些项目就又会停下来，因为事实会再次证明这是错误的举动。”比起茅于轼的温和，清华大学教授袁钢明则比较激进。他说1998年时的一大失误就是大搞财政投资。当年政府新发1000亿元国债，新增1000亿元税收，还要求银行按照财政资金3倍的贷款规模做配套。结果是国家有钱投资了，但是企业用于发展的钱却被榨干了，发展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导致1998年经济出现了严重下滑。当年官方公布的GDP数字是7.8%，但是袁钢明根据电力增长测算发现，实际增长可能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真正大搞大型基建是1999年。投资、消费都没有了，更别提增长了。当年上半年经济出现严重下滑，所幸的是，下半年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叫停了各种财政投资，提高工资、更新办公设备，趁机真的扩大内需，全年经济保持了7.1%增长。那几年经济最好的时期就是2000年上半年。”袁钢明回顾说。
温家宝继任国务院总理后，摒弃了这种靠大型基建拉动经济的做法，专心搞企业贷款投资，才使得中国经济即使在遇到“非典”的严重打击后，仍然保持活力。“强制性地把银行资金捆绑到财政项目中去，造成了财政投资的依附性、被动性。1999年的企业贷款速度立马降了10%还多，GDP随之下降也在意料之中了。”袁钢明批评说，“如果现在你可以吃饱了，我不反对去搞大型基建。但是在金融危机中，企业贷款很困难，还去搞不知道啥时候能吃上的山珍海味，于情于理这都不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