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经济大好，我们几乎每两三周就上门跟企业拉关系、求贷款。谁知现在说抽就抽，企业倒下的自然不在少数。”前述国有大行内部人士称。
记者从建德、杭州和温州几家银行了解到，鉴于不良率快速上升，各银行大多都上收了贷款审批权，部分银行将县级支行的部分权限上收至市分行，个别银行则直接将市分行的权限上收到省分行。其中，广发银行基层分支机构的权限基本被上收，连业内公认风险系数较低的存单质押贷款也不能再批。
与此同时，被银监会三令五申的以贷拉存现象，在困难时期尤为明显。
“1+1”的存款配套方式在浙江很普遍，中小银行几乎每家如此。但 “贷多少就配套存多少”的潜规则，使得绝大多数企业只能到市场上“买存款”，大量类似高利贷的“卖存款”机构应运而生。
以上种种，无疑让原本就处于议价劣势的企业加大了对高利贷的依赖。而一脚跨入高利贷，另一只脚就等于跨入了破产边缘。
当银行正极力廓清与风险的关系时，企业却陷入漩涡中难以自拔。“银行此举无异于竭泽而渔。”周德文表示，无论银行体系还是民间借贷的诚信系统都逐渐面临威胁。
“即便是朋友求救，也只能爱莫能助。”施克荣坦言，前几天一位陷入担保圈的企业家电话求助就被其婉言相拒。
一位当地城商行风控部的主管也一再告诫亲友力求自保，“钱绝不能轻易借出去”。
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最近强调，中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后强化了资本充足率指标，因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御金融风险，弱化不良率攀升带来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固然重要，但并非灵丹妙药。”一位评论人士指出，风险面前人人自危，监管层片面倚重个别指标的做法不太可取。
浙江银监局一位高管认为，当前经济增长下滑时期，一些外资银行的考核指标纷纷下调，但中资银行却截然相反。今年各中资银行总行下给分支行的各项规模、利润、不良率等考核指标，大多仍在上扬。四大国有银行也仍要考核分行的存款同业占比指标，并且仍旧要搞排名，基层分支行承压较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