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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财政能力为何落后于福利需求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时间:2012-09-13 22:35:35
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并不是所有当代西方国家都陷入了高赤字的泥沼。以欧盟国家为例,英国、爱尔兰与南欧诸国面临较严重的赤字困扰,而德国、荷兰与部分北欧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则相对较弱,这些国家财税汲取能力下降的幅度要小于前者。除此外,不同国家以政府一般性税收(非社保支出)支付社会福利的能力也存在明显差异。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陷入高赤字和福利投入滞后的泥沼,而另外一些国家则相对境况较好?为什么财税汲取能力逐渐不能满足福利体系发展的要求?

  从宏观层面来说,这一局面的形成,与不平衡的国际收支体系紧密相关。以欧盟为例,高赤字国家大多是长期处于国际贸易逆差的国家,而德国、荷兰这类以出口工业和实业为主的国家,经济运行状况良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优势,财税收入相对有保障。在那些贸易和实业经济比重较低的国家,大多是金融经济和虚拟经济比重较高的地区,金融经济放松监管、加强流动性、刺激投资的内在要求助长了国家税收能力的滑坡,这一结构性因素能够部分地解释国家间的差异。但是从整体来看,金融解放的影响远远不止于高赤字国家。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整个西方世界的政府财税汲取能力出现了普遍下降。导致其财税汲取能力下降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税率普遍下降

  金融解放增加了资本投资收益,社会贫富差距普遍拉大,财富向更少数人集中,但是针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无论就其税率还是征收规模都没有跟上其收入增长的趋势。相反,对最高收入群体的征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普遍下降。

  在国际上,衡量高收入群体征税水平的指标是最高个人所得税率(Top Personal Income Tax rates-PIT),也称“最高边际税率”(Top Marginal Tax rates),即在累进税制结构中针对最高一级的税率。1980年代以前,70%-80%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不罕见。从1980年代初开始,随着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为刺激经济增长,低税率、扁平化税制受到了各国青睐,美、英两国是这一潮流的主要引领者。里根政府为拉动停滞的经济,在其执政期间将美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70%一度下调到28%;英国撒切尔政府在其执政期间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83%降到40%。此后,西方国家普遍调低了最高税率,掀起了一轮减税浪潮。虽然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税率随收入增长也在慢慢增加,但整个税制结构“扁平化”的趋势并未改变,税收体系的再分配功能较1980年之前大为减弱。从欧盟针对27个成员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的统计来看,1995年至2011年,PIT经历了持续的下降过程,OECD的数据显示了同样的趋势,1987到2010年,OECD国家平均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平均下降11%。

  企业所得税普遍下调

  除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持续下调以外,西方国家同时也普遍下调了企业所得税。

  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欧盟国家就开启了持续下调企业所得税的趋势,通过下调企业所得税刺激经济的做法,最先出现在中东欧国家,此后所有欧盟成员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类似措施。虽然2005-2008年出现了缓和的趋势,其中非金融部门的企业所得税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全部企业所得税仍在下降。另据OECD的数据,2007年OECD国家平均企业所得税为28%,相比较于1980年代平均40%的水平,降幅十分明显。

  由于资本的流动性远超劳动力的流动性,因此对资本性收入(Capital income)的税率的降幅通常大大低于劳动性收入(Labor income)税率的降幅,各经济体往往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率的方式,保持与他国的竞争地位,吸引资本金。拥有资本和企业的个人在这一过程中明显受益,但国家的税收能力则受到消极影响。

  不能合理增加税种和扩大税基

  现有西方国家的税种和税基是按照传统工业体系建立起来的,经济危机使一些传统的税收结构受到影响,这是导致发达国家政府税收能力滑坡的一项重要原因。但长期以来,针对各种新型经济交易的税收结构,尤其近10余年来产生的新型金融工具和交易模式的新税种,并没有建立起来,这与其说是一个能力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对税制“动刀”,包括扩大税种和税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在国内、国际层面都充满着博弈的政治过程。

  以金融交易税为例,虽然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舆论普遍呼吁对金融交易征税,作为解决赤字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也得到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法国和德国),但是由于国家金融机构的中心主要在美英两国,因此在国际层面英美两国一直在阻挠这项行动。

  目前,欧盟国家正在积极酝酿征收金融交易税,意大利已经公布了要对部分金融交易征税,法国也通过了一项旨在支持金融交易税的立法,欧盟正在进行酝酿到2014年之前实现每1000欧元的金融交易征收10欧元的交易税,预计每年可以为欧盟国家增加约600亿欧元的税收,但英国正在极力阻挠这项计划的实施。

  与此同时,西方金融界也展开了强力的游说攻势,这其中以英、美金融业的游说为巨。

  不能对最高收入群体增税,也不能向企业增税,进一步扩大税基又不会一蹴而就,那么面临财政危机,该怎么办?目前,欧盟各国普遍选择向普通消费者增税。

  从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各国普遍提高了商品增值税(VAT),这是一项由消费者按商品价格固定比重缴纳的税。除此之外,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大多数欧盟国家为寻求新的预算收入来源和经济刺激资金来源,只好在现有的税基中将目光投向高收入级次,提高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

  从2010年开始,希腊将本国PIT提高了5个百分点,英国将PIT从40%提高到50%,2011年,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和芬兰在内的六个欧元区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本国的PIT税率。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在社会压力下,明确提出将提高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纳税作为巩固财政、削减赤字的一项举措,法国针对年收入超过30万欧元的个人征收特别税,意大利对年收入超过50万欧元的个人征收类似的额外税额。

  从中短期来看,欧盟国家的赋税水平会有一个小幅度的提高,这也是消除高赤字难题所必需的举措。然而,这种趋势能够延续多久,甚至能否回到1990年代以前的高水平,还很难预料,因为从目前欧美各国的舆论来看,提高个人最高所得税率在英、法等国激起了强烈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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