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纪英
在看到4岁的儿子健康恢复后，赵连海心里的焦虑稍微缓解了一点。
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像赵连海那么幸运，很多结石宝宝仍然呆在医院里。赵的儿子不过是二十九万分之一，截至11月27日8时，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29万余人。
赵连海关注到，企业正在修复消费者的信心，国家也逐步启动了对此次奶粉事件的民事赔偿，但他还是感觉到，监管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越位？缺位？
36岁的赵连海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发起了“结石宝宝之家”的网站，这个网站也迅速成为了三聚氰胺奶粉受害家庭的网络大本营。
几年以前，赵连海曾经是国家质检总局下属《中国质量报》的记者。在8年前免检制度和名牌制度开始启动时，赵连海说他当时也觉得“有一些必要”。
在他的记忆中，在质检总局启动目前广受诟病的中国名牌制度之前，各地的名牌评选已经风起云涌，“各地都在争着搞”。
“质检总局作为一个国家部委，搞个名牌评选有‘以正视听’的作用。”赵说。当时地方保护主义之风盛行，让一些企业尝尽了重复检查之苦，“很多企业为了成为名牌和免检，确实开始注意改进质量。”当时，赵还曾撰写过名牌产品的相关报道。
在认同的同时，赵连海也有担忧，食品免检能保证食品安全吗？这种担忧最后也成为现实。今年9月，赵四岁的儿子食用的多种奶粉中被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
由质检总局启动的免检制度和名牌产品制度，最终随着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的下课而远去，不过，在监管食品安全方面，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反思仍然在继续。
“政府的职责就是设定底线，确认产品是否合格。”中央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记者说。
而在律师张显峰看来，免检制度的实行是政府明显缺位了，政府放弃了它们本该行使的职责。“但产品质量的好坏不应该交由政府来评判，”汪玉凯说，而设立名牌制度则是政府的越位。
实际上，免检制度和中国名牌制度，最终都脱离了设立的初衷，演变成了企业的政府公关战。北京一家获得免检产品和中国名牌称号的食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获得免检能省多少检测费用并非他们关注的内容，他们更看重的是免检产品的广告效应。
据记者了解，在得知三鹿即将宣告破产的消息后，全国已经有数百家经销商准备联合起来，起诉国家质检总局。“三鹿这个产品是免检的，就意味着这个产品是经过国家检验通过的安全产品，现在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这个损失？”北京四行商贸的常务副总姚文华说。目前，三鹿拖欠供货商的货款就近8亿元。
“政府需要承担的最大责任就是监管不到位，让问题奶粉以免检产品的形式流入市场，让消费者放松了警惕。”在北京地区为奶粉事件受害人担任志愿律师的张凯说，三鹿奶粉是免检产品，政府应该保证它的质量好才能免检，在这里至少是一种担保义务，担保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