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相：东方早报记者到底如何采访三鹿毒奶粉的？

可能有三个方面：
　　其一，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可能没有贯彻“三贴近”要求，不够专业，不能发现潜在问题，没能尽到社会责任。尽管人们没有理由要求从事诸如奶粉质量等专业报道的记者是该领域技术专家，但是，一家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及其记者，职业要求其必须敬业、专业。新闻媒体都有跑口记者，他们比较熟悉所报道的专门领域，只要进行细致深入的采访，不可能不会发现问题的蛛丝马迹。但是，如果新闻媒体和记者对所报道的领域不求甚解，满足于别人提供的新闻稿和浮光掠影的表面文章，那就不可能发现什么问题了。
　　其二，新闻媒体可能受到广告等利益和企业公关的影响，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有不少人推测，新闻媒体可能受到广告等利益和企业公关的影响，故意不去做不利于企业的所谓负面报道。这种推测不能说是虚妄的。当前，新闻界确实存在“四大公害”，其中首推有偿新闻。不可否认，有些新闻媒体和记者存在类似的职业道德问题。有些记者还兼做公关顾问，或成立公关公司，专门替某些单位掩盖有关负面新闻。网上曝光的三鹿公司的300万公关方案，相信不是无中生有。
　　其三，新闻媒体和记者可能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劝说和阻挠，很难在问题暴露之前有足够的勇气和事实依据进行超前报道。现在，新闻媒体的整体工作环境并不乐观。一方面，如果没有确实根据，贸然地推测报道将可能面临诉讼风险，何况面对的是著名大企业；另一方面，通常情况下，不少地方和部门为了政绩和面子，容不得新闻媒体哪怕是轻微的批评，媒体和记者很难有勇气坚持即使是比较客观的批评报道。
　　三鹿事件对于新闻媒体和社会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对待如此重大的安全责任事故，不能总是等到危机来临时才应付，而应当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新闻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也是社会的耳目喉舌，具有最强大的社会情报监测和预警功能。只有保持新闻媒体的良好运行状态，社会肌体的各种疾病征兆才能提前显露，人们也才能及时对症下药，保证社会良好运行。
　　新闻媒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应当说，新闻媒体发挥社会情报监测和预警功能的空间非常大。除了法定的国家秘密，媒体能够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媒体和记者富有责任心、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能够抵御利益的诱惑和各种压力，就一定能很好地承担危机警报器的功能。其实，“三鹿事件”等危机事件的防范，只要法律制度或新闻媒体任何一方能够有效运行，都是可以防止的。
　　新闻媒体要做到对事件危机的预防，需要责任心、勇气和专业精神，更需要国家的制度化保障。新闻界当以此为鉴，深入思考和实践，抓住中国社会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机遇，率先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关键是要拓展“正面宣传”的概念，把揭露各种违背科学发展观行为的新闻报道同样看作正面报道。这样的报道，于国家、人民和社会有益无害，只有违法行为的当事人才会把它们看作“负面新闻”。
　　王志安：媒体被收买的制度分析
　　一贯以揭露黑心食品闻名的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栏目，在“三鹿事件”中再次赢得“喝彩”，只不过这次是不光彩的倒彩。一年前，《每周质量报告》推出特别节目《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节目中对三鹿集团“科学、严谨”的管理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并告诉观众，三鹿集团的产品可以放心食用。这些溢美之辞，在死亡和患结石而撒不出尿的婴儿面前，显得如此不堪和讽刺。有人怀疑，《每周质量报告》等媒体收取了好处，是在做有偿新闻。这种怀疑当然有其合理性，尤其是事件曝光后，三鹿在危机初期花300万“搞定”百度的行为被公开，更让人觉得上述怀疑有着充分的理由。
　　细心的媒体同行一定记得，2004年6月底，《每周质量报告》第一次“变脸”，播出的就是正面报道三鹿集团奶粉如何优良的节目。此番再次不遗余力宣传三鹿，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我们不得而知。退一万步讲，即便《每周质量报告》没有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寻求对价，这期节目在调查上也是非常不周密的。
　　一个以揭露行业黑幕起家的栏目，何以至此？我的回答是：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某些不正确的新闻宣传管理观念和做法。
　　《每周质量报告》开播后，很快就找到了栏目的“核心技术”，这就是，鉴于中国当下大规模的食品生产危机，以揭露食品行业违法行为为目标，打响消费者的保“胃”战。这一策略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黑心汤圆、毒火腿、劣质瓜子、用工业染料染黄的腐竹、死鸡做成的扒鸡……，随着一期期触目惊心的节目的播出，《每周质量报告》迅速走红。但是，仅仅一年之后，《每周质量报告》就第一次变脸，开始大规模收缩食品行业的负面报道，转而对一些企业的“正常”行为进行宣传，对此，展江先生曾专门撰文批评。其后，《每周质量报告》又曾经有过一段回归。先后报道了“红心”鸭蛋、毒粉丝等节目，但持续时间不长，该栏目就彻底告别了“揭黑”。与此同时，该栏目的收视率和影响力也在迅速下降，在今年央视新闻频道改版过程中，险些被取消。
　　《每周质量报告》的前后两次转型，有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该栏目长期采用的偷拍技术，在法律上是有争议的；二是该节目长期报道食品行业的不法行为，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巨大压力。在《每周质量报告》不得不只能做企业的正面信息的情况下，该节目立即具有了相当高的“寻租价值”。因为它介绍某企业质量过硬，其实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性的媒体人，会自动将这种寻租机会兑现为现金。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说，是某些不正确的新闻宣传管理观念和做法，导致《每周质量报告》在“三鹿事件”中蒙羞。
　　当然，从企业的角度讲，利用媒体进行宣传，是一种相当不错的选择，遇到麻烦的时候，收买媒体也是“便宜”的公关策略，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问题是，中国的媒体具有高度的稀缺性和垄断性。在这种情况下，收买媒体的成本就变得非常“便宜”。只要拿出300万，就可以封锁网上对企业的负面信息，对于大企业来说，这个价格真是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