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界眼中，瑞星董事长王莘神秘莫测，连内部的员工都极少见到他，公司日常管理工作都由其他高管来完成。据传，王莘身体一直不好，公司有重大事情需要开会研究时，都是瑞星高管去王莘家中商议。
资料显示，生于1963年的王莘仅有高中学历。1985年，时年22岁的王莘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面对身边人纷纷淘金中关村的诱惑，也抛弃了“当导演，跳出中关村”的想法，进入联想工程部。3年后，辞去联想工作，在中关村倒卖软件发家，后通过在中科院工作的母亲与比自己大3岁的刘旭相识。当时，刘旭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机科学研究室的高级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
与从大学院所来到中关村的“街上”，思想意识、行为逻辑也来到“街上”的王莘相比，刘旭在思想意识、行为逻辑上仍属于“院里的人”。
二人合作的达成并非一帆风顺。1989年底，王莘邀请刘旭出山，当时刘旭一句话就让他碰了钉子：40岁以前只做实验系统，不想搞商品化的软件。那时，纯粹技术出身的刘旭根深蒂固地认为搞计算机是科研和学问，同商品没有关系。
但王莘不死心。1990年，受深圳华星防病毒卡一年销售两万套的刺激，王莘拿着新加坡的一个杀毒软件TNT再次找到了刘旭，希望他能参照TNT，开发一张反病毒卡。当时，刘旭只看了一眼就说自己要做肯定要比它做得好，但没时间去做。再次婉转拒绝。
1993年，王莘和当时在某企业担任要职的田亚葵再次共同出面邀请刘旭下海，刘旭终于点头。于是，三人创办了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王莘是出资人，刘旭出技术，田亚葵跑市场。
在这个创业三人组中，田亚葵的结局也许最惨。据了解，他在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4年后顺利从该校物理系半导体物理专业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83年进入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工作。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创办时任总经理助理。后来，公司改制为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2005年2月，进入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经理。但也因此遭受牢狱之灾。
1993-1997年间，刘旭任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后改为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担纲瑞星反病毒产品的研发。作为我国第一个发现并解决CIH病毒的专家，刘旭花两周时间就为瑞星做出了防病毒卡。四年里，这套防毒卡曾创下一个月卖出一万套的好成绩，名不见经传的瑞星公司一举成名。刘旭也因此被誉为中关村软件“五杰”之一、中国杀毒软件市场旗手，曾被国家“863计划”反计算机入侵和防病毒研究中心聘为特聘专家。企业界获此殊荣的，仅他一人。
对于刘旭取得的成绩，瑞星董事长王莘当时这样评价：“没有刘旭,就没有瑞星”。而刘旭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态度也感染了公司的所有同事。一位瑞星前高管告诉本刊记者：“1997年到1999年的三年时间,刘旭带着瑞星,在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
但市场的快速发展，让王莘和刘旭对防毒卡市场的萎缩始料未及。1996年底，瑞星出现资金链断裂，账面上仅剩十多万元，另外还欠了十多万元的广告费。刘旭临危受命，接任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一职，再次带领瑞星走出困境。
1998年，王莘调整瑞星股权，时任瑞星总经理的刘旭获得了35％的股份。2003年，王莘眼里的瑞星灵魂人物刘旭以出走方式结束了这段激情的创业时光。但离职后，他仍握有31.92％的瑞星股份。
微点事件始末
在瑞星和微点事件中，无论最终结局如何，双方都不是赢家。
在中国民营企业，“功高盖主”往往意味着危险的临近。事实上，在瑞星公司，王莘曾给了刘旭很大的发挥空间，而刘旭也支撑起了前期瑞星的整个技术命脉。但危机也由此诞生。
《IT时代周刊》获悉，刘旭在瑞星公司任职的几年时间中，瑞星先后经历了几次转型，公司性质和股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更。公司改制对刘旭持有的原始股份是否会有所影响呢？
1991年5月20日，王莘投资注册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注册资金1200万元；1998年，改组为股份制公司，即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注销了“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
但实际上，改制后的“北京瑞星科技股份公司”已经更名为“北京艺进娱辉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记者在工商局注册网站查询结果显示，该公司目前仍在开业状态，成立时间是1998年4月9日，注册资金3010万元）。后来，王莘又注册了具有外国法人独资性质的“北京瑞星国际软件公司”和“北京瑞星信息技术公司”。
公司经过多次改制，包括刘旭所持有股份在内的原始股份是否遭到稀释，因其未上市而无从查证。而刘旭的“出走”是否也因此而起，也只有刘旭自己最清楚。但坊间流传的版本是：身体原因使王莘两年未负责瑞星业务，只得由刘旭打理公司。而“王莘那个废物”一度被刘旭挂在嘴边，后来甚至向王莘提出要分得50％以上股份的要求，激怒了王莘，导致后来被瑞星“扫地出门”。
而离开瑞星创办微点，也直接让刘旭和瑞星之间产生了一道裂痕。由此引发让业界侧目的“微点事件”。“微点事件”爆发后，刘旭时时担惊受怕，竟然配置了9部手机与人沟通。
2005年的中秋节，也许是刘旭经历过的最孤独的一个节日。当时，为防止办案人员跟踪，刘旭多次路过家门不敢回。每天晚上，他都要换几个宾馆休息，最多的时候曾一晚换了5个地方躲藏。而为了保存公司的研发实力，刘旭还作出了将研发部从北京悄悄转移到福州的决定。
为防止被发现，刘旭买来20多张到厦门的火车票。等研发部的人上火车后，再悄悄地从中途下车，最后转乘两辆中巴车在夜深人静时到达福州。比起这些员工，微点事件中被警方通缉的研发部负责病毒库保管、时年仅23岁刚大学毕业的崔素辉更惨，天天东躲西藏，不敢上班，几年不敢回老家河北过春节。2006年的除夕夜，躲在福州一家小旅店里的崔素辉禁不住嚎啕大哭。
据微点公司计算,主动防御软件上市受阻近三年,使公司蒙受直接经济损失三千多万元。在刘旭看来，如果微点产品早些出来,“熊猫烧香”这种恶性病毒会很快得到防治，间接损失堪以亿计。微点公司背负的“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罪名至今尚未得到公开平反；而无辜锒铛入狱的田亚葵和被通缉的崔素辉身心更是受到摧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