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招聘热火朝天的场面看，富士康显然并没有受到外界不利舆论的影响。而2009年11月初马向前应聘时也是类似光景。
在队尾处《中国经营报》记者遇到了求职者肖军，这位来自湖北的小伙子与另外两名老乡一起排队，听说最近富士康集体涨工资了，他们特地来应聘。
有消息称，2009年12月，职工方首席协商代表、富士康工会主席陈鹏代表深圳40万富士康员工，与企业行政方首席协商代表、富士康总经理陈振国签订了以工资报酬为主要内容的集体合同。双方约定，在富士康实际工作时间满一年(含)以上且符合绩效考核要求的员工，工资年均增长幅度不低于3％，并将于每年12月定期进行集体协商。
“涨薪看上去很美，但实际执行难度不小。”一名在深圳富士康工作了多年的富士康生产线储备干部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涨薪有两个前提：公司在经营困难、效益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可不安排增加员工工资;另外是绩效考核需要符合要求。由于绩效考核直接掌握在线长、组长等公司管理层手中，因此有很多办法可使涨薪落空，甚至明升暗降。”
事实的确如此。
在这个以线长为基层考核单位的体系构建下，富士康运转之精密如一架“机器”：而从其现有运行机制来看，底层生产一线员工的涨薪需求与这个体系运转并不“和谐”。
艰难的应聘
富士康普工招聘处是一间近百平方米的小屋，小屋前是一个10米见方的小院。应聘登记者能进入这个小院，就意味着至少可以见到招聘主管。但是，要进入这个小院并不容易。
2009年，富士康遭遇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挑战。
2010年1月25日，富士康国际（行情,资讯,评论）控股有限公司(2038.HK，富士康旗下手机业务分析上市子公司)发布盈利警告称，虽然公司在“2009年下半年营运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改善”，但预期2009年度之综合纯利同比“显著下跌”。而富士康国际2009年半年报则显示，2009年上半年该公司亏损1787.9万美元，为富士康历史上首度出现亏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富士康对一线生产工人的需求并不旺盛。
富士康普工招聘处是一间近百平方米的小屋，小屋前是一个10米见方的小院。应聘登记者能进入这个小院，就意味着至少可以见到招聘主管。但是，要进入这个小院并不容易，排队等候的往往是上千人的队伍，轮不到进场是经常的事情。
下午3点左右，肖军和他的老乡，与余下的1000多名应聘者一起，被放行到广场里，成为最后一批排队者。一些人手上拿着的学历复印件已被捏成毛卷边，几乎要破裂。广场可容纳2000人排队，应聘者被分成十多列，队伍前面有数名富士康的保安维持秩序。
十多列求职者队伍，哪一列能进入小院，其随机性不亚于“抓阄”。肖军说：“哪条队能放行，就看保安的心情了。排队不整齐的，说不定被晾在广场站很久。”
“‘姐，我太伤心了，我不去了，差点就排到我了，还是没进去’，”马丽群——马向前的三姐看到招工场面不禁又触景生情，她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弟弟已经去排了7次队。我觉得经济形势不好，找工作不容易，就鼓励他坚持，说排上了请他吃饭。第八次，我弟弟终于排到了，他拨电话告诉我，好高兴。但没想到，进厂工作两个多月，就突然死亡。”
马向前当时去应聘的时间是2009年11月初，当时正赶上圣诞订单多、“用工荒”，富士康“破天荒登报招聘”。即便如此，马向前也是排了8次队才于2009年11月12日进入富士康观澜基地工作。
下午4点，广播便告知当天的招聘即将结束。肖军说，他从早上7点多就来这里排队，已经等了很久了。不过，他准备第二天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