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与四川相邻，早在明代，这里就成了陕西商人的活动之地。明弘治年间，盐法改为折色制后，一部分大盐商迁到扬州，另一些实力弱一些的迁到四川。至万历年间，四川的盐商以陕西商人为主，他们主要投资于四川的井盐。明末清初，四川、云南、贵州人口剧增，陕西商人抓住这个时机迅速发展，后几乎垄断了四川的盐业。除盐业外，陕西商人在四川还控制着金融业，从事川丝、夏布的贩运，今天著名的金兴酒也是陕西商人引入西凤酒的工艺生产的。陕西商人还从事药材、铁砂等行业的贸易。直到清末，陕西商人在四川的势力才衰落。
在明代折色制实行之后，西商在盐业中的实力总体上衰落了。不过，明隆庆五年（1571年），政府开放了对北部少数民族的贸易。西商抓住这个机会，由盐业进入多元化贸易。这时，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各自从事不同的贸易，他们不再是同盟军。
陕西商人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在历史上，陕西商人是先卖布后卖盐的，布业一直是陕商的主业之一。他们的布主要销往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这些布一部分为关中生产，但绝大多数仍由江南各地贩运而来。在与北部少数民族的交易中，陕商主要从事茶叶、毛皮和药材业。茶叶是西北少数民族不可缺少的饮料，自宋代就有茶马互市，即内地用茶换马。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一直把持着西北地区的茶叶运销，咸丰年后衰落。陕西的毛皮业一直发达，陕西商人在与少数民族的贸易中，主要一项就是收购毛皮和各种名贵中药材，然后销往内地。此外，陕西商人还从事烟草贸易。这种多元化贸易使陕西商人也走向全国，北方的内蒙、河南、山东、北京、辽东，南方的湖广、两广，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更不用说西北了。
陕西商人在经营中也有他们的独特方式。他们以长途贩运为主，其收购方式是设分号和委托当地大商号代收。销售则采用赊购的方式，即秋天把毛皮等赊给各地商号，春天运草帽等物品来，再收回皮毛的钱，草帽的钱在下一次运毛皮来再收。这种方法被称为“连环方式”，解决了销售商的资金困难，扩大了贸易。这种作法是陕西商人的独创。
陕西商人作为一个商帮也是通过设在各地的会馆实现互助共赢的。在明代时，他们的会馆多与山西商人共建，称为山陕会馆。明中期之后，他们与山西商人分开，建立自己的会馆，称为陕西会馆或西秦会馆。这些会馆的作用与其他地方的会馆相同。
陕西商帮当初与晋商不分上下，甚至还强于晋商，但为什么在明中期之后，相对地位不如晋商呢？这就在于晋商在清代以船帮、驼帮和票帮为主业，尤其是从事俄罗斯、蒙古茶叶贸易的驼帮和清中期后兴起的票帮成为支撑晋商的两大行业，而陕西商帮尽管涉及的行业很多，但都没有做大。晋商在这两大行业中依靠官商结合，借助政府的力量发展起来了，而陕商并没走这一条路。
陕商在扬州等地也赚钱不少，但并没有用于经营的扩大，而是用于非生产性消费。首先是用于奢侈生活。扬州的陕商与徽商一样生活极为奢侈，盖房、纳妾，终日花天酒地。其次是带回家乡的钱或用于购买土地，或用于买官，或用于放高利贷，或用于家族的公益事业，甚至用于窖藏，并没有用于扩大经营。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晋商“在商言商”，他们教育子女的目的在于更好地经商，以“学而优则商”为荣。但陕商是“在商言仕”，仍然以学而优则仕为荣。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以“脱商入仕”为目的。
在中国的商帮中，陕西商帮也被作为一个小商帮。他们当年与晋商同时起步，同样辉煌，但明中期之后并未成大器，其中的原因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与陕西商帮类似的商帮还有好几个，这大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我们以后还会回到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