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周刊记者 林鹰 郑捷
坐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高等研究院(CIAS)并不宽大的院长办公室里，刚刚与几百名学生听完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参见2008年第53期“高端视野”)讲座的邹恒甫显得有些疲惫。夕晖从窗外滑入，照着他的背影，把这位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衬出几分唐·吉诃德所特有的孤独。
这是记者第二次见到邹恒甫。上一次接受《红周刊》越洋电话采访后不久(参见2008年第26期“高端视野”)，邹恒甫就向世界银行申请停薪留职4年，回国致力于中国经济学高等人才的教育工作，这是他1989年从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毕业后就有的并一直践行至今,从而一个现实的轮廓渐渐浮现的梦想。但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依然使他能在“江湖”清晰地透视“庙堂”。
搞掂社会保障就不用害怕失业
《红周刊》：也许现在人们能够理解您半年前(2008年6月17日)所说的“中国的通胀挺好”的含义了？
邹恒甫：其实通缩是个好东西。米歇尔·弗里德曼(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早就说过有两种办法去处理经济危机，一是不断地印货币；另一个是不断销毁货币，使货币越来越值钱。两种都可以解决问题，但人们不能接受第二种。每年销毁货币6.5%(6.5%是美国股票市场150年以来的平均回报率)，会造成通货紧缩。政府害怕、老百姓害怕、企业家害怕。大家都喜欢一种货币幻觉，收入提高后物价上涨，其实大家的钱都买不到东西，但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凯恩斯想了一些非常荒唐的想法，比如把空瓶子里面塞进货币把它放在矿井里，让人家挖出来用。埃及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修金字塔，中国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修长城，因为有个东西在那儿不断地修，让所有的剩余劳动力都使上了，再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去花。凯恩斯真是幽默！
《红周刊》：是不是因为害怕通缩，所以就拼了命“保8”？世界银行最新对中国2009年GDP增长的预测是7.5%，这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邹恒甫：我不明白增长要那么快做什么，罗伯特·巴罗(参见2008年第27期“高端视野”)早就说过，6%就足够了！我不知道那些预测到底以什么为基础？我知道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简单的模型，但这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些模型不能保证稳定性，不出10年，预测出来的数据就跑到天外去了。
把“保8”看得如此重要无非是因为就业问题，就业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社会保障没有搞掂。如果把教育、卫生、社保、失业救济金都搞掂了，还用得着害怕吗？如今欧洲12%的失业率，美国6.8%的失业率，就算到了8%又怎样？一点都不需要紧张。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穷人有强烈的不安全感，经济发展也失去长期的动力。
《红周刊》：这就是您支持奥巴马的原因吗？
邹恒甫：美国的政策对穷人一直是倾斜的，小布什执政的时候也是倾斜的，只是因为没有影响富人的利益，所以把贫富的差距拉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天天骂他的原因。有的人说“人生来就不平等”，面对这种流氓语言有什么话好说？当然，“人生来平等”或者“人生来不平等”这两句话都是正确的，你怎么看待取决于道德的判断。
人民币为什么贬值了
《红周刊》：您仍坚持认为美国经济没有问题吗？
邹恒甫：我从来都不觉得有危机。华尔街那些人死掉有谁会同情呢？美帝国主义可能要维持它的金融帝国，而所谓的金融中心只不过是投机倒把、贪婪地去搞别人的钱的场所。大家都说巴菲特是股神，中国跟着巴菲特去做？他买高盛我们也去买高盛？那会把高盛搞死的，那么多股票哪里救得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