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陈志武认为，让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维上都发挥得好，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而这些都需要强大的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与个人信用。
而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
但如果制度上的问题不加以解决，人们只会越来越勤劳，却越来越不富有。
信用=信任=信心
面对经济危机，温家宝屡次喊话，信心比黄金还要贵重。但这份信心始终要建立于企业的良好信用与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之上。
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信用经济。雷曼倒闭为什么会导致蔓延全球的金融海啸，就是因为民众对整个华尔街的信任崩溃。可以预期的是，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金融领域将相对风平浪静。三鹿虽因毒奶一夜间倒闭，却起码让今后5年的中国婴幼儿能吃上安全奶粉。这就是社会进步的代价。所谓经济危机，也就是淘汰旧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催生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生产力的过程。
民众当然信任温总理的白发与眼泪，但未必信任贵州瓮安与陕西镇坪的地方官员。银行可以甄别消费者的个人信用，决定贷不贷款。民众也对企业信用自有口碑，对掺过毒的奶粉、注过水的猪肉、打过石蜡的米绕道而行。什么时候才能对政府公信力加以品头论足呢？
信心当然要有，但未必是对政府信誓旦旦的“保八”决心之上，这和大饥荒时期“党中央下决心一定要粮食大丰收”的口号一样。信心是建立在对未来的良好预期之上，那就是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过后，都会产生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革命。明天未必会更好，但起码不会比今天更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