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发表周志强的文章：小品的产生，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系，那就是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主义时代转型。“二赵”（赵本山和赵丽蓉）的蹿红，就标志着小品市民主义时代的来临。赵丽蓉和赵本山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来自草根百姓（市民、农民），他们用一种小市民的眼光戏谑这个世界，用市民道德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在《如此包装》、《打工奇遇》中，赵丽蓉用“老太太”这个角色，讥笑了代表现代市场文化的艺术总监和饭店老板。在这样的小品里面，观众的笑声让我们看到，那些渴望安定和保守的小市民们，对日益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中国社会深藏着怎样的忧虑、警惕和不安。而赵本山则把这种转型时期的危机感转化为一种包含了小市民的狡黠、机智、利己和自嘲因素的喜剧形式。等到“小沈阳”一夜成名，中国小品彻底堕入了市侩主义的泥淖之中。在天津春晚上表演的《东北二人转》中，“小沈阳”雄心勃勃地讲述这样一种“善良观”：别人家的墙要倒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扶，不去推，就是善良……在这里，早期小品中暗含着的批判色彩和反思意识已经荡然无存。“小沈阳”反复强调，老百姓的生活，图的就是“乐呵”：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眼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所以，“小沈阳”的小品中，无处不在的一种暗示就是，“我高兴就行了”，何必管其他呢？“小沈阳”几乎不能戏谑，而只能模仿。戏谑至少包含了一种立场，无论是陈佩斯对作为“导演”的朱时茂的戏谑，还是赵本山对“县委秘书”的嘲弄，都包含了一种从平民百姓角度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形态的立场。而“小沈阳”得意洋洋地对各个歌星的“模仿”，则可称为是一种沉浸在市侩色彩极浓的“明星幻觉”中的精神自慰活动，不仅没有任何文化内涵与历史视角，甚至，没有任何固定的价值主线。只要你笑了，就是胜利。“小沈阳”的“伟大”乃在于他轻松埋葬了一个文化小品的时代。
小蒋随想：相声早已沉沦，毁誉参半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也在向影视多栖发展。小品的鼎盛时期同样已过，“台柱子”赵本山也愈发黔驴技穷。在我看来，事物的兴衰是一种自然规律。孟子云：“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除了仁善之外，又何尝不是一种命定规则？当一个生命步入最璀璨、最荣光、最巅峰的时期，首先会感到高处不胜寒，而后必然会面临“日落西山”。艺术形式与创作或许同样存在这样的瓶颈与轮回。在历史车轮的面前，在观众口味与欣赏水平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相声、小品、曲艺衰败的遗憾，只是对其往昔辉煌的追忆罢了。“小沈阳”有何德何能埋葬一个时代呢？或许，这个擅长模仿、只图乐呵、主打“中性”的二人转演员根本就没有文化评论者考虑得那么高深。对“小沈阳”而言，火了就能在各地走穴赚钱了。其师傅赵本山对小沈阳说“好好干、别离婚”，也看不出有啥“艺术造纸（造诣）”方面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小沈阳与郭德纲都是“后曲艺时代”的流星，他们能“闪光”多久，取决于观众的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