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多端，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做到快速调整。曾培炎说：“这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
“公共政策越来越复杂。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形成关注度越来越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说：“这对公共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筛选出正确的专家判断，避免政策重复，是当前的一个紧要任务。”
资料显示，中国研究机构为2500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
而在新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被认可。
该项目的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坦言：“在中国获得详细的资料，确认中国智库的地位并非易事。”
事实上确实如此，智囊机构参与决策的具体机制仍处于一种不透明状态，甚或没有形成成熟的机制。
智库崛起之路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邓小平等领导人不断提出要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希望以此解决政策太过随意的问题。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央制定很多改革方案，开始在各部门大规模地搜集人才到中南海讲课。素有中南海讲师之称的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就是其中一位。
“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致使国家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必须更多地听取智库的意见。”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明显加强了在决策过程中对智囊机构的倚重程度，促进智囊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一大批人走出政府机关，创立研究机构。
仅上世纪90年代，林毅夫脱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3年，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离开中国社科院，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樊纲成立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李凡从国外归来后，注册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1998年，温元凯成立了自己的南洋林德咨询顾问公司。
2003年，国家发改委将“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一做法一度引发了地方上的效仿。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然而，直到2006年，中国智库意识到被动，开始寻求自主发展道路。2006年11月和次年7月，首届、第二届智库论坛分别在北京、上海召开，这两次会议中，民间智库则大量缺席。
对此，薛澜认为，中国智库自主发展意识才刚刚起步。随着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日趋复杂，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决策咨询工作，中国智库在中国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看领导脸色行事
调查发现，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成为国内很多智库的谋生手段。2008年，天则所共筹集资金461万，一半来自于国外赞助。
据《瞭望》报道，2008年3月20日，在欢送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离开中国时，400多名来自政府重要部门、科研、教学、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表现出 “求钱若渴”的状况。
与此同时，许多国内关键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为了防止泄密和干扰，在选择政策咨询机构方面越来越谨慎，刻意控制决策信息数据。
“尤其是经济学专家，数据要求得不到满足，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可想而知。”薛澜说。他表示，官方智库既要面对生计问题，还要看领导脸色行事的情形依旧存在。
“官方智库独立性不够。政府部门所属的政府机构，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批评主管部门，是不可能的。他们更多地是承担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茅于轼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方资深智库告诉记者：“方案制定中，不符合领导意愿，被迫多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的现象仍旧存在。”
尽管，高层领导意识到智库的重要性，并逐步开放促使其发展。但是，这种开放仍仅局限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则相对萎缩。
一方面，根据目前的政策，非政府组织注册必须要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据了解，90%以上的民间智库机构只能以企业的形式注册。“有的干脆就直接不注册，自己在家里搞。”茅于轼说。
另一方面，民间智库对政府的批评言辞激烈，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与政府对话机制很难形成。
“政府部门垄断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板块，咨询服务已经被官方智库所垄断。他们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进来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说。
空间仍未打开
美国政府很多高级官员来自于智库，卸任后又重新返回智库。相较之下，按照中国官场惯例，高级干部退休后，发挥余热的主要途径是到人大、政协等机构。但是，近几年来，一批高级官员选择在智囊机构发挥余热。
在曾培炎入主国经中心之前，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退休后担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
郑必坚在担任中国开放论坛不久便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很快为中央领导所接受，而这一思想一直成为今天中国外交的主题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