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几乎用欢呼的心态迎接新一轮医改方案的出台，看到医疗改革大方向是向政府责任和公益性回归的时候，我想在欣喜和赞美的同时，有必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医改的历史。如果具体的路径安排在实施过程中荒腔走板，美好的目标就有可能沦为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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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医改，重新确定了在全民医保和基本医疗服务投入方面的政府责任，可圈可点，相信短期内对于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会有一定程度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人们更应该充分看到改革的难度。想当初，医疗事业为什么会堕入“医改是提前为你送终”的“泛市场化之恶”，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投入已难以为继，不得已实施从“给钱”到“给政策”的转变，在医疗垄断未除的情况下，形成了没有公平竞争只有胡乱收费的伪市场化格局。于是只好“又回到从前”，从“给政策”到“给钱”。这一次的进步是，社会保障面更广了，三年内要达到基本医疗保障覆盖城乡90%以上居民；医疗机构也要一直向乡村和城镇社区延伸。显然，这一进步也意味着更大的成本，就是政府投入将继续增加，但这一块能否长期得到保证，还需要打一个问号。
尤其是，在一个政府主导的医疗体系内，一定会有人浮于事的公地悲剧出现，大量公立医疗机构冗员充斥，最终导致财政不堪重负。如果那时再来一次从“给钱”到“给政策”的改变，将是中国社会不堪承受之折腾。
因此，在政府全民医保责任回归并不断提高医保报销比例的同时，更为治本的方法，是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使医疗服务价格自动回落到合理水平。前提是自由准入和公平竞争。没有自由公平的市场，就不会有真正的行业公平与效率。
从此意义上说，医改最难的，并非有关部门所说的难在公立医院改革，而是难在管办分开，难在主管部门改革本身。主管部门完全没有部门私利，是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行业的前提。然而，不论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还是大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我们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更要清醒地看到，主管部门的权力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与利益的关系不是更疏远而是更密切了。不要以为一个药价“零利率”的规定就万事大吉，毕竟，一切都是要由人来操作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城乡和地区差别巨大的国度，要实现自上而下的监管达到政府廉洁的目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况且，监管者本身也是人，不是万能的神，更非道德的仙。在全世界，200多种基本药物就能治80%以上的病，但当年，郑筱萸治下的国家药监局不是一年就批准上万种“新药”吗？每种“新药”数百万元“攻官”成本不都得打入“成本”？
特约评论员 童大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