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女大学生踢踹孕妇”更严重的是正义失语

　　一名孕妇乘坐公汽时，一名女大学生为争座位，双方发生冲突，女大学生竟然出狠招，脚踢孕妇肚子。 医生检查后表示，目前孕妇暂无大碍，但不排除可能引发胎儿流产的可能（长江商报4月9日报道）。

　　事实上，无论出自个体直接的经验，还是间接的生活感受，我们对于类似的报道并不感到突兀和陌生。在一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微小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公德沉沦、行为失范等违背公序良俗的因素，这反映了当前社会生活中以邻为壑的极端个人主义文化心理。——这样的指认，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经常性”的“为争抢座位女大学生踢孕妇事件”发生的原因，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真相。

　　我们知道，直接决定社会基本框架和运行规则的，并不完全是道德层面的公序良俗和文化心理，而是公共司法制度和公权运作方式。这两者直接塑造社会模式，并对民众心理产生深远影响。

　　发生“女大学生踢孕妇”在内的恶性事件固然令人心痛，但还不是社会所不能够承受之痛。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当伤害发生之后，构成制度伦理的司法系统和公权运作的状况。比如，那位女大学生的所作所为，已经对孕妇造成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影响，一旦出现胎儿流产的严重后果，完全可视为故意伤害，进入采取司法程序，由公案机关按性质认定采取行政拘留乃至其他必要手段，而不是归入由学校自裁的内部管理。

　　“女大学生踢孕妇”事件的发生，恐怕就在于施暴女学生内心深处对此行为认定”没什么大不了“，换言之她无须承担太多的究责成本。从更宏观的制度层面来看，恐怕执法者也形成了“此类民事纠纷无关痛痒”的轻视与冷漠。，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执法层面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及失灵，直接固化并延续了此类恶果不受制约，从而导致了同类事件规模化的产生。司法救济的无力、公权抚恤的缺失和肇事者的逃责屡屡纠葛缠绕，成为比“女大学生踢孕妇”本身更令人忧虑的社会后果。

　　频繁发生的“某乘客抢夺公交司机方向盘”现象，如果在场的公交司机、乘客们对此突降之灾的反应是“自认倒霉，不想追究了”，以无奈的沉默隐忍不了了之。那么恃力斗勇的强横行为就会获得反向激励，怂恿更多的人效仿。

　　可以说，“某乘客抢夺公交司机方向盘”、女大学生踢孕妇”事件的性质高度重叠，它彰显了民众生命权、救济权等一系列公民权利在公共领域遭受实际虚置，映射了法律尊严和正义价值的缺失。这已经超越了纠缠于道德理念进行讨论的话题，而是一个有关法治文化的公共议题。 执法者须通过合理的公共政策调整，保护和改善社会道德生态。

　　公民精神和道德教育缺失的反思替代不了法律的行动，受到伤害的已不仅是哀告无助的孕妇，相关职能机构的公共服务精神和效率，乃至最重要的公共信誉，其实也在遭受质疑。 现代社会是个越来越复杂、庞大的系统，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执法者如何守护民众利益，如何成为服务精神更强、效率更高的“守夜人”，是关系民生和社会总福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