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二：想战胜山寨，看看你有没有达到谷歌的开放性。
山寨可以被招安吗
山寨的第三特征是其创新性。没错，创新。山寨机不是一直追着诺基亚、三星跑吗？开源社区早就接受这样的质疑了。有人认为“Linux只不过是追着Unix系统的尾巴跑”。不过到现在，软件业已经承认，“新点子往往首先在Linux中被实现，然后再被搬到其他平台”。山寨的创新力早就显现出来，只不过怀着丫鬟心态的人对诺基亚、三星、苹果羡慕得五体投地，要一直等到巴菲特投资入股了以“山寨”日本汽车见长的比亚迪，才开始相信中国人自己也能造电动汽车，完全忘记了美国企业19世纪一样对欧洲产品(例如步枪)进行无知识产权的大量“山寨”。根据剑桥大学韩裔经济学教授张夏准的研究，美国是在建国100多年后的1891年才开始承认外国人的版权。
崇拜日韩技术开发能力或者美国微软、苹果的人应该仔细阅读雷蒙德利用Linux社区集体开发一个邮箱软件所积累的经验：“假定大教堂开发模式有利于创新，而门槛低、流程通畅的市集模式不利于创新，是很荒谬的。如果创新的起点是一个人加一个点子，那么一个可以使该主意吸引成百上千合作人的环境，将不可避免地优于一个为继续工作于该点子而不至于被解职，其主人不得不通过政治性的手腕将其推销到上级管理层的环境。事实是，大教堂方式的创新史表明，来自机构自身的创新极为少见。”——看看大教堂微软是如何“山寨”别人的吧！
那么，创新的山寨可以被招安吗？
话说微软看到Linux蓬勃的创新力，就给雷蒙德寄来聘书，妄图反水开源社区的这位大佬。雷蒙德 老兄倒是一本正经地回复了，信中把微软骂得狗血淋头，更狂笑：“如果阁下肯花五秒钟查查，大概就会知道俺正是你们的梦魇！”在信件最后，他还不忘恶搞一句：“不久的将来，我会在微软的墓碑上小解，希望那时不会喷到你。”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能招安的山寨，定然是丧失创造力的山寨。最好的防堵洪水的办法，我们的老祖宗大禹和雷蒙德想得几乎一样：“其周围的社会机制能做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予响应——去培育、奖励并严格的测试它们，而不是排挤它们。”
下表列出了各国山寨被招安要立刻支付的新企业注册费用，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山寨为什么这么少：在那里新企业注册费用占人均年收入的15%都不到，而发展中国家却由于程序多如牛毛，大部分注册费用占人均年收入的100%以上！就是与印度相比，中国做得也不够，人家程序比我们少，时间比我们快。
秘鲁经济学家de Soto发现，非正式经济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除了工业化不能全面吸收第一产业过剩的劳动力外，与政府的高行业进入壁垒、高牌照费用以及腐败紧密相关。相反的一个例子是香港贸易发展局，这是香港专门为帮助中小企业推广对外贸易而设立的机构，自1966年成立以来，每年开展30多项国际贸易展览会，去年更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涉款1.2亿港元，以协助面对金融海啸的香港中小企业寻找贸易伙伴。这对内地有什么启示呢？那就是向香港学习，立即去除手机牌照制度，给予企业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企业一旦合法了，自然不会不愿留公司地址和电话，而合法经营的企业自然就会茁壮成长。企业不留公司地址是为了逃税，那为什么不降低税收？企业不愿参加检验，为什么不给予山寨手机免费检验？维护市场秩序本来就是政府职能，收了税，为什么不能免费检测？为什么不能像彩电那样给予骨干企业免检措施？可以向日本支付上亿元的资金引进过时的流水线，同时还给税收优惠，为什么不能优惠和扶持一下本土山寨？由此可见，这些过时的产业政策正成为阻碍创新的壁垒。
各国历史也证明，政府主导投资的高科技项目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即使精明如新加坡政府，投资的特许半导体现在也是四面楚歌。为此，政府投资资本密集的高科技，还不如建立类似香港贸发局这样的机构为民纾困。
预测三：想招安山寨，不要用老套的管制思想，换位谷歌，用谷歌的思维制定政策。
金字塔底层的竞争力
山寨的第四特征是其在国际价值产业链上的竞争力。中国山寨手机的兴起，其实是国际价值产业链分工的必然结果。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指出，全球价值产业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生产及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全球价值产业链改变了原来的国际分工体系利润分配模式。企业可以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而山寨正是利用了全球价值产业链制造环节向中国转移的机会，开始前端渗透研发，后端涉及营销，如果说目前在消费、售后服务上还很不完善，那正是因为政策对服务业限制进入的必然结果。
以交易费用、企业网络和企业学习能力三种学说为理论基础，杜克大学Gereffi为首的三位社会学教授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程度，以交易能力和供应能力为标准，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成五种，即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和层级制。如图所示，这五种治理模式中左侧代表山寨化，右侧代表庙堂化，或者用雷蒙德的话说就是“大教堂化”。手机业目前就是典型的模块型，以联发科为代表的“交钥匙式供应商”改变了产业链结构，使中国厂商可以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西方学者在解释这五种类型的驱动力时，归结为两大类型。一是生产者驱动，一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如汽车、飞机制造等)多属于此类，往往是俘获型和层级制。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大型跨国企业，如波音、通用汽车、英特尔等发挥着主导作用；二是采购者驱动：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通过全球采购和OEM等生产方式组织起跨国商品流通网络，能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类、农产品等大多属于这种价值链，沃尔玛、耐克等大采购者驱动着市场型和模块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