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么活着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简直猪狗不如。” 一名广告策划者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
《蜗居》女主角海萍说：“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费三百四，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
这讲的是一个房奴，一个小三(第三者)的故事。这么普通，却打动人们的视听。《蜗居》的编剧六六说：“每一个在写字楼中拥有1平方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不管是热播剧《蜗居》还是杨浦的杀妻自杀案，反映的都是转型社会中都市白领在光鲜外表之下的不能承受之重。年轻人从来都是社会中压力最大的族群，面对就业、结婚、生子等重重人生关卡如过山车般呼啸而来，面对从学校到社会、孩子到成人的质的跨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爱情和面包的不可兼得，都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奔奔族”困惑而焦虑。
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可是在这样一片蝇营狗苟的浮华下面，在爬得更高、涨得更快、走得更远的理论指引下，“奔奔族”如何才能选择另一种“幸福而平淡的生活”？ (钱亦蕉)
99%的女人都是海萍
她代表了大都市里辛劳打拼的大多数女性，在孩子、房子和票子组成的柴米油盐间磨光了傲气和理想。
撰稿·王 倩(记者)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
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
——郑智化，《蜗牛的家》
2009年上半年，红了《潜伏》；2009年下半年，红了《蜗居》。这现象就好比，理想主义再美好，我们总归要回到现实。只是，《蜗居》成为社会热议话题的走红过程，有点不寻常。
早在7月底，它已经在上海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播出，差不多同时期，北京、南京、杭州和苏州等多个城市的地面频道也都播出了该剧。当时片方没有做任何宣传，该剧在上海电视剧频道开播初期收视率一般，但等到电视剧快播完时，已经创造了今年该频道的收视率新高，而且在申城老百姓中引起了热议。当时上海一家平日只登国内一线女星封面照片的都市时尚周报，仅仅因为编辑非常喜欢该剧，就让毫无名气的女星李念(妹妹海藻的扮演者)出现在了该报的头版，李念的经纪公司对此也甚感意外，旗下大大小小明星多盼望此待遇啊，怎想轮到了这么个不出名的丫头。不过只此一家，其他媒体并没有对这部现实剧给予太多关注。
当时的《蜗居》就是这么小打小闹，几个月后就大不一样了。11月16日，《蜗居》在东方卫视首播，卫视频道辐射全国的优势在此刻放大了《蜗居》的社会效应。
《蜗居》不是中国版的《欲望都市》，更不是“有两个好爸爸版”的都市偶像剧《奋斗》。这部从房子问题说起的电视剧，其争议性的话题迅速从“很黄很暴力”挪开，转向了房奴和都市生活的压力，转到了婚姻和情感的真谛，转到了贪官和小三的道德扭曲。甚至有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在网上发言，这样的电视剧也能获许播出，难道政府有意调控高房价了吗？他们相信文艺作品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蜗居》现象再一次验证了网络时代议题设置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但不是所有的电视剧都能成为社会现象，《蜗居》是创作者对这个时代沉重生活的正面直视。高昂的房价如同蜗牛身上的壳，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在都市的快节奏下逐渐变异，人们到底还能承受多久？其实很多社会情绪本不该由一部电视剧来承担，文艺解决不了实际的吃喝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