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强人的合作，就是两种意志的相互妥协，这使《非诚勿扰2》在整体风格上出现了撕裂的倾向，它把几年来冯氏喜剧贺岁片一贯的娱乐气质完全粉碎了。
与《非诚勿扰》相比，《非诚勿扰2》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作品的格局变小了。它由珠串式的散点的“面”，变成了围绕人物自身命运展开的复线的“点”。 《非诚勿扰》以单身“海归”秦奋与“娘娘腔”、未婚先孕者、婚姻投资人一干人等的接触，展示了当今社会的诸多世相。由于我们和创作者处在相同的语境中，因此对作品中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感同身受，心领神会。 《非诚勿扰》对于创作者和观众双方，类似于两个朋友之间达成的默契。而《非诚勿扰2》把这个优势破除了，它关注的是人物的命运，交代主人公秦奋与笑笑的情感归宿在哪里，它由《非诚勿扰》的敞开式，一下变成了收缩式，格局变小了的同时，它所展现的内容，也一并局限在秦奋与笑笑两个人所在的中产阶层的小圈子里，这就把《非诚勿扰》聚集起来的观众人气给拆散了，拒绝了他们的参与。在这一点上，《非诚勿扰2》结构定位是窄化的。
其次，作品的意识落伍了。时代在向前进，上世纪80年代不可破解的矛盾已经转化，原来耿耿于怀的对象，如今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然而，我们在《非诚勿扰2》中仍可以看到上世纪80年代“顽主”式的心理积淀。秦奋在家中透过屏幕观看一场选美大赛，主持人问选手什么是美？选手回答，美就是爱。而当主持人问评委，他对美是怎样理解时，影片的创作者在这里揶揄了知识精英一下——评委回答：“美是包容。”电视机前的秦奋抑制不住评判道：“你说的是美德。”尽管已经时过境迁，但以王朔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对学院派的知识精英所抱着的批判态度依然如故。
反文化、反传统、反精英、反权威，在上世纪80年代，代表着思想的新锐，它成就了王朔等一代人作品的先锋性，然而今天，它已经分化成一个个常态的具体问题，不再是时代的主要问题。实际上，今天的主要问题可能恰恰体现在创作者所处的现实领域。在这方面，批判者王朔并不占优势，批判者通过文化资本，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他们作品的批判性越来越失去了实质效能，而变成了碎嘴子，变成了脱离具体所指的语言秀。
再次，作品的境界苍老了。如果说，观众透过作品第一场戏——作品中的另一条复线人物——李香山与芒果的离婚仪式，感受到的是喜剧的话，那么作品结尾——李香山的人生告别会的前后，则完全被悲剧基调所控制了。它为王朔所主导，从而改变了整个作品的风格走向，嬉笑变为苍凉。
王朔“顽主”作品系列的喜剧性，主要是通过人物怪异的行为方式而设定的，“三T”公司就是一个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创造。同样，《非诚勿扰2》中，李香山的离婚仪式和他的人生告别会，都是一系列的有异于常人的举动。这些非常举动，是王朔作品喜剧化的大前提。但与冯小刚平民狂欢式的喜剧不同，王朔的喜剧里包含着文人的忧伤。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气质，始终包藏在王朔作品的深处。
夕阳西下的晚景，让生性敏感的王朔在《非诚勿扰2》中传达出他正在感受着的人生苍凉之意。一切美好的或不美好的记忆，其实，都是一个人一生的装点，这一感受通过身患绝症的李香山在人生告别会上一席话转述出来。深情而宽宥，包含着王朔当下的人生态度，一方面是“前世是谁约了你？ ”般的深情款款，一方面是“都是亲人啊！ ”的大彻大悟。
苍山渺远，人生哪怕将错就错。趁现在还来得及，不妨试一回？葛优扮演的秦奋又回到影片开头的一幕，将戒指套在舒淇扮演的笑笑的手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