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初，日本和尚空海归国时，带去了许多中国书籍。他归国后写的重要著作《文镜秘府论》，保存了许多唐代文学批评的材料。“西卷”“论病”中，有一则是《文二十八种病》。虽标的是“文”，却多是论诗。在第十五的“忌讳病”下，特作了如下的解释：“其中意义，有涉于国家之忌是也”。还引了元兢的话：“此病或犯，虽有周公之才，不足观也。”这说明：唐代诗人已经注意到了内容方面必须避免的忌讳。这等于提出了一个写诗的基本“政治标准”。
唐代的言论自由表现得较为明显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这同唐太宗在政治上采取“纳谏”的措施是分不开的。这也必然会形成一种直言不讳的社会风尚，并且有可能扩大到诗歌领域中去。
再说到盛唐时期的言论自由，大家自然会想到开、天盛世，而且首先会忆起孟浩然那首《岁暮归南山》诗。就因为唐玄宗对其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句不满，孟浩然才失意终身。其次也不会忘记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后来的读者很欣赏李白的“胆量”，由于“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侍新妆”的诗句遭到高力士的谗毁，杨贵妃的捍阻，虽然没有加罪，李白却失去了命官的机会。它们都是“有涉于国家之忌”的。杜甫的诗，生前流传不广。他向唐玄宗献赋，虽然受到赏识，但他所写有关唐玄宗的诗，特别是那些深刻地批判现实，忧念国事，同情人民的名作，唐玄宗和权贵们却未必看到，因而没有引起反应。至于他为房瑁辩白的奏疏，唐肃宗看了却大发雷霆，他也因此而罢官，并且从此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究竟言论有多自由，是说不准的。
从中唐开始，大约诗坛就有了一些成文的戒律。被日本和尚编纂入书的“忌讳病”之类，就属于成文的一种。既然作为“文病”提了出来，可见是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因为有人是从中吃过苦头的。贾岛因为“久不第，吟《病蝉》之句，以刺公卿”，被目为“十恶”，竟遭斥逐。刘禹锡游玄都观，先后写看桃花的诗，都给他带来了贬斥的严重后果，这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晚唐时期的言论自由，比之中唐更不如。裴恽向唐懿宗进诗几乎获谴，是一个具体例子。唐懿宗即位，改年号“咸通”，“裴悸进诗贺圣政”，用了“太康”二字，懿宗大怒：“太康失邦，乃以比我！”幸好韦澳奏言：“晋平吴寇，改号太康，虽有‘失邦’之言，乃见归美之文。”懿宗才改口道：“天子大须博览，不然几错罪恽。”李商隐喜欢写咏史诗，避免直接涉及时事。在他的诗作中，沉情绝丽与隐晦曲折交织在一起，而带上了悲剧色彩。我们在欣赏他的诗作时，就能摸到晚唐诗坛力戒“忌讳病”的时代脉搏。
把唐代“文病”和唐代诗人写诗的一些具体实际稍加联系，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一方面唐代确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这首先表现在唐代没有文字狱。虽然有的诗人曾以文字触忌，但没有人对一首诗随意引用曲解，无限上纲，深文周纳，陷人于罪。因而诗人们仍然把反映和批评现实作为自己的写作职责，不怕有所触犯。这也正是唐代产生了不少伟大和杰出的诗人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唐代诗坛又并非百无禁忌。否则，孟浩然、李白、李泌、贾岛、刘禹锡就不会因写诗而遭到放逐；白居易就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因此，把唐代的言论自由强调过分，是不恰当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客观上还会起到美化封建王朝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