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后要怎么教育他，让他做一个好人呢？”他说。
人做什么是由道德观，而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尽管第十人民医院的医生承诺用救护车送小女孩转院，可潘跃昀觉得，自己还是不能离开。
“小孩没有亲属，总要有个大人在吧。”他说。那个时候，土方车司机已经吓得“腿都软了”，所有证件和钱包都落在了车上，潘跃昀觉得，只有自己跟着，才能帮小女孩“解决些问题”。
一开始，他打算开车跟在救护车后面，不过又担心自己“跟丢了”，最后，他索性把车停在第十人民医院，爬上救护车，坐到了后舱里的长凳上。
也许是因为救护车顶上蓝色的警报，这段12公里的路程只用了20分钟。在新华医院门口，潘跃昀爽快地付了90元的救护车车费，然后和土方车司机一起把小女孩抬了进去。
“我有能力那就付了呗，”他说，“跟一个人的生命比起来，这些根本不算什么事情。”
在新华医院，潘跃昀又一次被当做了小女孩的亲属，他急忙否认，又把前面发生的事情大概讲了一遍。
可能是感动于他的故事，医院小儿骨科的值班医生没有像对待普通病人那样直接开出各种检查单，而是领着他们跑完了整个手续流程。这名医生还向办公室门口排队就医的病人们解释了情况，请大家稍微等一等。
“我真的很谢谢他的帮助。”潘跃昀说，“还有那些在门口等着的病人，我也挺感激他们的。”
于是，在这座现代化的医院大楼里，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前面带路，两个男人在后面推着担架车，在大楼里不同的科室间来回奔跑。三楼的小儿骨科急诊处、一楼的挂号、二楼的抽血化验、一楼的破伤风针注射、二楼的CT和X光检查，反正上下来回，“不知道跑了多远”。
在这些过程中，金钱的支出是免不了的。零零碎碎一千多元的检查费用，潘跃昀毫不犹豫地付了，等到办住院手续需要6000元押金的时候，因为身上没那么多现金，他又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
“你不担心到了最后，这些钱没有人补给你吗？”在事情结束后，有人问他。
“没人补就没人补吧，我已经参与了，不可能因为吝啬这点钱让她得不到治疗。”他说，“当然，这些钱也在我的承受范围内。”
在平常的生活里，潘跃昀是上海一家广告印刷公司的合伙人。不过，他强调自己“不是富一代也不是富二代”。“人做什么是由道德观，而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