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邓玉娇原代理律师还告知媒体，“邓自称被强奸”，“案件可能出现重大取证失误，要求鉴定邓玉娇案发当天其内衣内裤上的指纹或其他物证”，而内衣内裤却被邓母清洗。这是不是意在制造和诱导强奸的成立，却因“证据”人为破毁来制造悬案或转移视线呢？
更早一点，邓玉娇原代理律师在结束与邓的第一次会谈后声称，“她（邓玉娇）逻辑清楚，一点也看不出有精神异常”，并在媒体面前“抱头痛哭”。显然，律师是针对事前公安机关让邓玉娇到精神病医院观察和等待鉴定，而提出的质疑和正面回应。
诚然，原代理律师有意将邓玉娇案往强奸防卫上引导，主要是为了让当事人以正当防卫免于刑事责任。其初衷是好的，但手法过于业余，想法过于理想主义，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实则对邓不利。
邓玉娇需要的是理性的法律援助，道德审判救不了邓玉娇。假如我是邓玉娇的律师，我会如何为邓玉娇寻找有力证据，帮助当事人在法律框架下开脱，尽可能地减轻刑事责任呢？
我会顺着邓玉娇“抑郁症”的线索找寻证据。基于邓玉娇随身携带抑郁症药物是事实，在案发当时外部环境的刺激下，导致情绪失控，亦或是引发突发性精神病，遂有了冲动的刀刺行为。这是当事人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的一个有利前提，然而在未经鉴定的情况下，却被原代理律师无情地坚决地否决了。他们事后的“抱头痛哭”是一种过错反思吗？
我会盯着邓玉娇主动投案自首的情节进行申辩。一个基本的常识是，犯罪后投案自首，审理时会从轻或减轻处罚。从媒体报道来看，邓玉娇主动电话报警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有着较为明显的自首情节。事实上，巴东警方已依据邓玉娇新代理律师提出的申请，判定邓玉娇有自动投案情节，依法审查决定“对邓玉娇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5月26日长江巴东网）
我会以律师应有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操守，正确行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接着找寻案发当天的真相，揭露强权者的丑恶，最大限度地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给邓玉娇一个公正，还公众一个真相。
对于邓玉娇律师的表现，法律人自有专业的是非判断。作为一般的公众，我们除了同情邓玉娇，表达愤怒之外，还需要一些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