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甲流”病毒的变异中国应视国情选择恰当策略

今日社评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面对甲型H1N1流感（以下简称“甲流” ），目前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于6月11日宣布将全球的流感疫情级别提升到第6级，这意味着世卫组织认定，“甲流”已经进入全球大流行。另一方面，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宣布提高流感警告级别的同时反复强调，此次提高警告级别主要是根据病毒的地域传播范围评估的，不涉及疫情的严重程度，宣布流感大流行并不是致死率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样的表态，似乎也是在呼应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待此次“甲流”的散漫态度。

　　迄今为止，美国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越“甲流”的原发地墨西哥，以13217例跃居全球之冠。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分别以超过千例的水平，名列各自所在地区之前茅。最高的经济实力和医疗水平，加上并不密集的人口，却让“甲流”有了最高效率的传播，显然和当地政府及民众对此次“甲流”性质的认识及相应的应对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当5月中旬“甲流”在日本集中暴发时，其流行范围就已经符合世卫组织为6级警告所设定的条件：同一类型流感病毒的人际间传播发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鉴于此次“甲流”的流行范围与病毒危害之间的不对称，世卫组织公布的警告级别，一直留有一定的余地。

　　受此影响，中国国内对“甲流”的围堵和防范也有所改变，一度采取的与应对“非典”相似的强制措施，让位于建议自行隔离。据卫生部新闻发言人介绍，5月10日我国确诊第一例输入性病例；5月底，出现第一例由输入性病例引发的二代病例，并呈现出二代病例不断增多的趋势； 6月中旬，则出现了感染来源不明的本土病例并引发二代病例。这一趋势意味着曾经可以逐个追踪的“甲流”感染者，有可能隐入茫茫人海而难以寻找。一个具体的事例是，一位由加拿大返京的女士，没有按照健康建议卡的要求自行隔离，而在两天时间里“带病”多次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虽然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尽量追踪与其同乘交通工具的潜在感染者，但这样的大海捞针，显然难上加难。

　　到目前为止，“甲流”的致死率并不算高，其病毒基因至今也保持稳定，没有出现变种。因此，世卫组织在提高警告级别的同时，也再次明确全球流感疫情的严重程度为中等。

　　但恰恰是这种流行程度与危害程度不对等的情况，可能给中国等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出了两难的选择。当下没有发生变异的病毒，会不会保持长期的稳定，目前的低致死率能否“始终如一”等前景，都很难在目前的医学研究水平下得到有把握的解答。根据人类以往几次流感大流行的经验，流感病毒的卷土重来和基因变异，往往在人类的预料之外。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面对新的病毒变异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或许是成本收益比相对合理的选择，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如果等到病毒发生变异且发生大面积传播时，再进行被动式的应对，其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将会很难估量。因此，在当下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对病毒传播进行严密控制，减少应对不可预知的变化而可能付出的成本，或许才是正确的选择。

　　因此，中国对“甲流”传播的控制，应该采取公众的自觉与政府控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每一个与“甲流”患者有密切接触，或有其他可能感染途径的公民，都应该自觉就医，必要时接受隔离或自行隔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切断“甲流”的传播提供条件和途径。另一方面，为了有效掌握“甲流”的传播范围和途径，政府有关方面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潜在感染者的追踪和监督，尽量防止“甲流”在失去追踪途径的情况下，发生大面积的传播。“甲流”病毒只有一种，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却可能差异巨大，面对可能的“甲流”大流行，中国必须有适合国情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