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海赌王系政协委员
狱中供出广东贪官
赌王连超曾助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立功
郑少东庇护连超，并牵线让连超当上政协委员
作为去年爆发的原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黄光裕系列案的一个分支，“公海赌王”连超案牵连甚广。近日，随着连超身份逐渐查明，相关人物网络谱系已日趋明晰。
连超曾跻身广东政协委员
连超以及另一香港涉赌、涉黑人物张治太，已于近期被内地警方逮捕。权威消息证实，连超原名为连卓钊，系广东省潮汕人士。
连卓钊虽早年在广东留下洗钱的案底，但近年来却以港商身份跻身于政协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名单。2007年12月28日，长达950人的政协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名单公布，连卓钊以“香港人士”位列其中。
连卓钊自去年岁末卷入黄光裕案，并率先被内地警方刑拘。在其之后，香港黑道中人张治太亦于今年年初落网。此案进一步牵出原公安部部长助理、经侦局局长郑少东，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等重量级政法人士。
刑案在身却未获审判
在五年前，这位潮汕人士在广东省江门市还有一桩刑案在身。
据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2002）江中法刑经初字第33号”刑事判决书：颜锡隆、连育奇、陈得坤、许烈雄、颜晓武因通过地下钱庄洗钱，获判非法经营罪。连卓钊与香港汽车商人林益明作为钱庄的主要出资人，在该判决书中被标为“另案处理”。
该判决书称，“1999年9月，为了转移走私款项及为他人非法买卖外汇到境外，连卓钊、林益明等人合股设立地下钱庄，由许鹏雁二弟许鹏展负责该钱庄的具体运作。”
江门中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3月至8月间，这家地下钱庄共为15名客户购买港币共计5亿3711万6358.49元。连卓钊的证言证实，其签名确认2001年3月12日至7月17日，通过钱庄过数四笔，共计2581余万元。此案之后，连卓钊、林益明均未在广东获得司法审判。
连超助郑少东破案立功
接近案件调查的人士告诉记者，连、林二人得以蹊跷返港，据闻源于连卓钊与原公安部部长助理、经侦局局长郑少东的特殊关系。
郑少东与连卓钊本为同乡、旧识，郑氏1980年从警，长期从事刑事侦查工作，曾组织指挥侦破“东星轮”千万港元大劫案、张子强特大暴力犯罪团伙案、“长胜轮”特大海上抢劫杀人案等重大刑事案件。其屡屡立功，与连卓钊在港澳的信源不无关联。
此后，连卓钊得以跻身于广东省政协委员，盖因郑少东向连任两届的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引见。今年4月陈绍基涉案后，官方通报称，陈案系“在押犯交代的线索”。此处“在押犯”，实指连卓钊。
黄光裕案涉案人物网络图
现年49岁的张治太，外号“挣爆”，为香港黑社会组织“和合桃”的头目。在香港回归前夕的1996年3月，当地警方组织专门打击黑社会的专项活动。其中，针对“和合桃”的特别行动中，在港岛、九龙拘捕20余人，包括头目张治太。但终因证据不足获释放。
连卓钊与张治太则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连卓钊仅是黑帮小社团“利群”的一名打手，其主要通过走私及向警方通信赚到第一桶金。
消息人士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期，连卓钊通过张治太正式涉足赌业。其中合资经营公海赌船“海王星”号，为人尽皆知的大项目。
接近案件调查的人士称，在初期的走私、洗钱活动中，连卓钊与黄光裕、郑少东等关系密切。上述人士并称，郑少东至今被查处的问题集中于两点：一是违法处置走私物品，通过截留或低购获取暴利；二是涉及与黄光裕的权钱交易。
评论：牛刀：官商结盟酿就黄光裕悲剧
很多中国富豪都与黄光裕有着相似的发迹路径——以黑道赚钱，以官场护身，以绅士扬名，最后以罪犯终结
本来我对黄光裕的落马不感兴趣。中国的首富没有几个是没有案底的，关键是司法部门查和不查，一查起来都是惊天大案，实在没什么奇怪。我对黄光裕产生兴趣，是因为黄光裕在起家过程中，居然也有一个小小的手腕，那就是依靠房地产做假按揭，数额高达9亿多元人民币。当时，我正在揭露今年3月楼市成交量当中出现的假按揭现象，黄光裕的个案也成了我研究的对象之一。
自此关注黄光裕。不管黄光裕是如何的罪大恶极，他的发迹却是和许多潮汕老板的创富路径大致相同，走私—贸易—地产—上市—首富—入狱，基本上是这么一条路径。这条路径代表的是黄光裕这一代富豪的人生轨迹，可悲可叹。究其本质，他们以黑道赚钱，以官场护身，以绅士扬名，最后以罪犯终结。
很多人把黄光裕的犯罪，看作是官场腐败造成的。其实，有没有官场腐败，黄光裕的犯罪都是必然，因为他逃脱不了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对他的惩罚。只不过是社会把官商勾结的现象放大了，有些人甚至认为只有中国才会有如此严重的腐败行为，而忽视了约束机制的不同。近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自杀，已经告诉全球，如果不在体制上彻底实行政府公权与商业行为的隔离，不建立政府公权的约束机制，将会有很多个体生命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社会体制的最大悲剧，就在于政府公权可以出卖。对于商人来说，这是赚钱最便捷的通道，但是承担的风险绝对不是经济上的风险，而是法律上的风险。政府公权的出卖，有三种现象，一种现象是明码实价，直接标明多少钱，这些很多是政府在公开收取;二种现象是权力寻租，也就是没有标明多少价格，不公开标价，但实际非常值钱，由掌权者私下和买家权钱交易;三是权力互换，就是官员之间进行的权利等价交换。这几种行为，再加上这些政府公权不受约束，导致商人出现营商困境时，纷纷选择与官员打交道的方法。
商人与官员打交道的方法很多，不同的行业也呈现不同的特征。就黄光裕而言，他选择的恰恰是风险最大的方法，那就是黑金政治。也许在他的想象中，对政府公权甚至司法权控制得越好就越安全。在他做假按揭骗取银行贷款后，与中行北京市分行打起了官司，其实是黄光裕应该承担还款的责任，但是凭借他控制的司法权，硬是将中行行长和帮助过他的中间人送进了监狱。黄光裕由此尝到了以金钱控制司法的甜头。
然而，真正的大商人是不屑于这种做法的。有的大型企业立命的根本，就是绝对不以金钱买通政府公权或司法公权。我曾与华为高管有过一次长谈，华为对政府组织的社会公益性活动非常热情，但是，基本回避与官员私下的权钱交易，甚至对一些明显需要进行政府公关行为也坚守底线。比方说，深圳地铁设交换站，华为当时员工为2万多人，完全有理由要求地铁在华为设站，但是，华为高管的态度和立场是，地铁是政府的市政工程，在规划和设计上应该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没有必要去进行政府公关，华为也从来不这样做。最后呢?当时的地铁规划不仅没有在华为设交换站，甚至没从华为经过。
当然，这是小事。不过从这个小事，说明中国的许多优秀企业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上是非常谨慎的，在企业品牌的塑造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并以这种文化的力量来抵御行政公权的侵蚀。而黄光裕则不同，他的贪欲已经促成了他的疯狂，并试图将行政公权、司法权转为个人用以牟利的工具，不惜血本营造通天本领。他不知道这么一个道理，叫做“爬得越高，跌得越惨”。
过多地指责黄光裕，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公。因为我们现行的体制，有太多的渠道足以让商人来买通公权，公权服务商人。应该说中国政府的公权，是全球各国政府公权中最为强大的，最缺少监督，最缺乏约束机制的。但同时，因为缺乏监督缺乏约束机制，滥用公权的现象就变得很正常，政府公权也就变得最不守诚信。公权的不守诚信，恰恰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不守诚信的最大根源，中国对内对外的许多商业活动，掩藏着无数的欺诈，而这所有的欺诈，恰恰是政府公权的不守诚信导致的。我们的政府公务人员不能说人数占比全球第一，但是财政收入用于公务人员开支比例，那一定是全球第一的。所以，我们的政府出台政策很快，但是所有的政策的执行效率却是最低的，因为履行这些职责的公务人员，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政策执行的效率，而是权力寻租的空间。权力寻租的空间大，公务人员就很积极，这些政策就容易推动，反之，政策出台的再多，也是一纸空文。
黄光裕对这些是颇有研究的，唯独没有研究借助政府公权的法律风险。这样，黄光裕就产生了一种错觉，把自己当做一个国家的元首，不断控制行政公权的范围，还设法控制司法权，最后的悲剧是怎么产生的，也许他自己到现在都不明了。同样，中国商人控制政府公权的癖好，不仅仅只是黄光裕才有，现在的许多商人也有。比方说，今年2月23日，我为什么站出来反驳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因为他宣布的房地产业列为国务院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成思危可能不了解当时的背景，也不是房地产业不重要，而是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商人控制并侵害了政府公权，这是连天都不会答应的事，国务院怎么会同意呢?房地产业列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草案，从头至尾都是由任志强带的一个团队来弄的，边弄还边在媒体上不断炒作，住建部和发改委只是当当二传手，如果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这样的草案，那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产业规划是由几个商人做出的，也就是这个产业政策不是政府来制定的，而是商人来制定的。
政府公权之所以为公，是因为覆盖在公权之下的种种商业生态，都能享受基本权益。从房地产来说，他的商业生态层面是极其复杂的，有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服务业、购房人士，如果开发商可以篡夺政府公权，那这个市场就毫无公正性可言，这个市场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我当时就是基于一个这样简单的判断，来反驳成思危的。两天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否决了房地产业列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草案，由能源业进入。在这件事情当中，过度的权力欲望，让任志强犯了一个商人的大忌，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有再多的钱，你可以控制住建部、发改委，但是千万不要尝试去控制中央政府，那是政府公权高度集中的地方，不是用金钱可以控制的。黄光裕不是控制了什么什么部、什么什么院，结果呢?无需我再多说。
当然，从这个社会的运行法则来讲，我们的体制还带有一些半封建色彩，还没有达到一个很现代、高度文明、高效率的水准，我们甚至还不能说，我们的体制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体制，是最公平的体制，还要发展和进步。这些发展和进步的路上，黄光裕们的教训，是每一个商人，尤其是首富们应该谨记的。我们的体制有不少空子可钻，但不要刻意控制政府公权，这对商人来讲是风险最大的高危行为，随时可能导致身败名裂。
